“负罪感差异”加剧了日本的性别差距，我们该怎么办？

今年4月，由于新冠肺炎，日本主动暂停了一个半月的经济活动，在这个过程中，女性付出的代价远远高于男性。一个关键的原因是：女性与男性之间的“负罪感差距”，女性常常被迫在职业上做出更多牺牲。

在去年12月至今年4月期间，有近100万女性离开劳动力市场，其中大多数从事临时或兼职工作。

在儿童保育及学校受到严重干扰的情况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布了一份工作报告，报告中的调查研究再一次验证：女性往往比男性所面临更大的责任及更强烈的负罪感，因为她们既没有成为理想的母亲，也没能成为理想的员工。

如果劳动力市场更支持工作与生活的平衡，那么在疫情期间，我们可能会看到一个更加平衡的结果，即男性与女性都承担照顾儿童的责任。在疫情得到控制后的"新常态"中，促进更好的工作与生活平衡以及两性平等的政策，在增加女性就业机会与职业选择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这份工作报告的调查结果对于规划更具包容性的经济复苏越来越重要。一份工作的哪些方面可以促进工作与生活的平衡？这份工作可以带来多少收入？为了回答日本员工的这个问题，我们调查了男性与女性在挣更多工资以及在家时间更长之间所能接受的平衡。

对近1000名处于工龄的日本男性与女性进行一项调查分析了他们对影响工作与生活平衡的不同层次工作属性的偏好，包括加班、工作得不到保障、部门调动风险以及工作地点变更的风险。

首先：研究发现，女性比男性更愿意牺牲大量工资来换取更好的工作与生活平衡。

例如，对于特定的年龄与工资范围，母亲愿意比父亲多牺牲约3000美元的年薪，以避免变更工作地点的风险；为避免每月超45小时的加班时间，她们会比男性多放弃大约6500美元。平均而言，与有孩子的男性相比，没有孩子的男性更愿意用工资换取工作与生活的平衡。

这种性别差异部分可以解释为女性比男性有更强烈的负罪感，所以她们更愿意为平衡工作与生活而付出。如果因为工作没能参加与孩子有关的活动（如学校活动）、没有时间做饭或照顾父母，女性会比男性有更多的负罪感。

这些负罪感往往会与偏好背道而驰。总的来说，负罪感越高，人们就越愿意为更加平衡的工作与生活而付出代价。例如，这些负罪感会转化为更愿意为避免加班而买单。那些因错过孩子的活动或没有时间照顾父母而产生负罪感的女性，会愿意牺牲1.2万美元的年薪来避免每月超45小时的加班。

在日本这个以工作时间长而闻名的国家，这一分析引发了关于工作与生活平衡的政策辩论。根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最新指数，在工作与生活平衡方面，日本在40个国家中排第35位。日本的工作文化在很多方面是从几十年前遗留下来的，当时大多数女性在结婚后都会辞职回归家庭，她们的丈夫则会成为唯一的经济支柱。日本的工作理念通常要求男性加班，并根据公司的需要而接受调任。然而，90年代后人口老龄化加剧以及工资增长有限，刺激了更多女性参与到劳动力市场当中，迫使决策者满足更灵活的工作安排需求。近年来，日本决策者认识到了赋予妇女权力在经济上的重要性，因而将性别平等提升为公共优先事项。但真正落实起来一直颇具挑战性，其部分原因便是这份工作报告中所强调的问题。

该研究结果具有若干政策启示。

首先，这似乎证实了日本的一项政策提议，即采用更多的“有限定期”合同。这些劳动合同对从事传统固定工作的工人的加班时间及强制变更工作地点做出了限制。这种更广泛的就业选择将会提高生产率，从而提高目前非定期合同下员工的工资。男性与女性都能从这种安排中受益，而这些合同可能会吸引职业母亲，尤其是因为她们中大多数人目前都是非正式员工，工资较低，工作也得不到保障。

其次，决策者需要对基于性别差异的负罪感保持敏感。他们必须注意确保有限的定期合同不会进一步加剧职场性别差距，并为女性创造新的工作环境。

最后，合同的流动性很重要。例如，员工可以根据自己的生活阶段更换合同；当孩子还小的时候，员工可能更喜欢有限的定期合同，但是当孩子离开家的时候，这种合同可能就不合适了。

疫情与普遍的远程办公已经动摇了人们对日本“工薪族”长期以来的刻板印象。有证据表明，即使在日本高要求的工作文化中，职场男性与女性都重视办公室与家庭之间合理的平衡。一旦有了正确的政策，此次疫情就可以成为赋予女性权力的催化剂，并为更好地支持性别平等的工作与生活平衡创造灵活性。如果我们想建立一个更具韧性的社会，解决性别平等问题必定是当务之急。

本文作者

Chie Aoyagi，经济学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本文由世界经济论坛与 IMF Blog联合发表，原载于世界经济论坛Agenda博客，转载请注明来源并附上本文链接。

翻译：程杨

校对：王思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