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很容易把世界经济论坛年会视作贪心的CEO、兴高采烈的慈善家和频繁出镜的名人之间的马拉松式谈话。 然而，主流媒体每年都会重复的这种叙述方式却并没有真正地论及世界经济论坛（WEF）年会的意义。 对于本届年会的报道也不例外，关于特朗普总统作为闭幕嘉宾的报道更是如此。
世界经济论坛的真实面貌
与世界经济论坛相关的许多困惑都与其内在的精英主义特质有关。 正如贾斯丁·特鲁多（Justin Trudeau）在演讲中说，“最重要的人”就是“那些没有出现在达沃斯，并且永远也不会出现的人”。 那么，究竟谁去了达沃斯？只有脱颖而出的执行官、科技行业的富豪或真正的“英雄人物”才能改变世界？
世界经济论坛邀请了约3000名来自不同群体的与会代表，包括公有经济领域、私有经济领域、民间团体、学术界、媒体界和文化艺术界。这个人数并不是很多。 然而多年来世界经济论坛经历了一个逐渐“民主化”的过程。与会者名单和相关的人口信息统计显示了与会人员是如何变得多元化从而更好地代表了这个世界是多极的，没有任何商业、国家或社会力量可以单独运作。除了代表外，还有3万多名周边活动的参与者，更不用说还有数百万民众观看了会议的直播。 今年的开放论坛还额外邀请了几千名参会者来到阿尔卑斯山麓的小村庄。
世界经济论坛的这种谨慎的开放经验进一步推动了其全球范围内的成功——越来越多的参与者在公共话语中放大论坛的声音——但这也会危及其自身的一些准则。 一些纯粹主义者认为，很多新成员不遵守论坛的规矩或者搭那些付费与会者的“便车”，这最终会使整个论坛的经历贬值，并对论坛的实际影响造成威胁。
但是世界经济论坛是如何真正做到“改善全球状况”的呢？
达沃斯效应
虽然将1971年以来每年举办的数百次讲习班、全体会议和几千次双边会议的实际影响计算出来极为复杂，但这个高层会议提供一个了几代人、各大洲，私营和公共部门济济一堂的难得机会。 在这个对于几乎所有组织无论是媒体、企业还是民间团体的社会信任度都空前低迷的时代，世界经济论坛的作用是弥足珍贵而难以取代的。有证据表明，论坛避免了战争、达成了贸易协定并且实行了新的治理模式。尽管在上一次的金融危机中应对不足，对于英国脱欧公投和唐纳德·特朗普的选举胜利也措手不及，但是论坛的使命并不在于此。
世界经济论坛的独到之处不在于解决问题而在于议程设置，尽管这一点很大程度上被忽略了。世界经济论坛擅长于发现社会、经济和政治的变化，从而成为变革的催化剂。在提出全球变暖和不平等状况等方面议程时，论坛便起到了这样的作用。论坛常率先垂范，早在#MeToo运动开始之前就已经不再是“全男班”，在今年首次任命了全部为女性的论坛联合主席。
换句话说，“达沃斯方法”的作用是通过督促精英们推动世界所需要的变革来改变社会规范，而非提供解决方案。这种微妙而又易被忽视的“达沃斯效应”对于精英们心态的影响是渐进的，并且是时代精神的一种转变。达沃斯效应的最有力的例证是当下世界商界领袖对于影响力的渴求。 尽管有些光环不可避免，但在达沃斯小镇上的议题已经不再是谁是在场最富有的人，而是谁帮助了更多人或者改善了更多人的生活。 这就是世界经济论坛突出的作用，但没有人对其进行赞扬。
不幸的是，尽管人们对创效投资进行设想并推广其他社会驱动的经济工具，但是达到这些目的的机制并没有真正民主化。 正如我这次在世界经济论坛年会了解到的那样，世界上1％的人口制定了规则，另外5％的人与他们一起比赛，而其余95％的人甚至不知道有一场比赛。这就是触发“达沃斯效应”的原因。想想那些大型科技公司正在为他们自己造成的成瘾问题设计（并销售）一些人工智能解决方案，或者利用监管的漏洞来设计新的加密货币，希望能在新兴市场上一夜暴富。
这些越来越多的“少数人”将会继续为了“多数人”而改变这个世界。
作者：Alberto Alemanno，巴黎高等商学院让·莫内讲席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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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世界经济论坛博客翻译小组·徐嘉莹
责编：张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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