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过三个月，全球领袖就将齐聚达沃斯，共同面对世界公民向我们提出的问题：这些年来，你们为了让世界变得更好，都做了什么？
这个世界正因为经济与社会不平等逐渐恶化，而变得七零八落。激进的政治辞藻与日俱增、领袖们为了改善世界而妥协的意愿逐渐消失，人们的沮丧情绪也因此而堆积起来。我们需要改变，唯一的问题就是如何改变。
作为商界领袖，我们过去的同情太多而作为太少。在难民们的困境面前，只有嗟叹是远远不够的。
仅仅是倾听难民（或无家可归者，或所有贫苦者）的声音是不够的。他们极其渴望知道，我们将如何修订帮助他们脱困的政策、改变过往的实践方式？我们迫切的需要一个优质的答案。
简而言之，我们有采取作为的道德义务，而这也将符合我们充满远见的个人利益。毕竟，当一个社会失败时，商业是无法独善其身的。
强迫人们分离的集权
在讨论这个问题时，我会带入一些个人情感。因为我本人正好来自一个难民家庭，我也曾与丧失了公民权利的人一起生活。
在上世纪30年代，我的父母在战争阴云笼罩欧洲时逃离了纳粹德国，前往南非寻求新生活，并在那里生下了我。我的父母在伊丽莎白港，一座滨海城市的南端地带开了一下小杂货店。在20世纪70年代，南端地带是南非国内少数依旧保持种族混居的地区之一，这非比寻常。我的父母欢迎任何人来杂货店购物，我的父亲更成了南端地带的“非正式区长”。我们的生活受当地种族聚居、文化的魅力交融所影响，变得丰富多彩。而这种生活却被南非政府颁布的种族隔离（Apartheid）政策所破坏，南端地带和谐共生的社群文化也就此被毁。
种族隔离政策将过去一个多世纪以来共同居住和工作、生活和睦、互相尊重的人们强行拆开。我的父母、朋友、还有成百上千的小商人不得不各奔东西、居住在互相隔离的社区中。我们所居住的新社区很好，但我再也感受不到南端地带那种特别的欢愉交织的氛围了。
这之后，我和我的妻子都从大学毕了业，我们也从南非搬去了美国。我们不想在一个强迫人民分离的国家养育子女。我们从各自的切身体会中，理解了生活是因人们的聚集而丰富多彩，被政府指定的种族等级差别政策强制分离则不是这样。这一信念成为了我自此以来职业和个人生活的基石。
这让我想到了世界经济论坛2017年年会的主题“有作为、负责任的领袖”（暂译）。这一主题可谓恰逢其时。
“仅仅盈利是不够的”
我们每一位私有领域的经营者，都有义务在我们的范围内，为改善世界做出贡献。尽管实话说，缺乏盈利的企业将无法长久的服务社会；但对于我们来说，仅仅盈利是不够的。
在汉瑞祥这样一家医疗器械企业，我们利用我们的资源展开了帮助包括难民在内贫苦者的活动。如果世界各地有医疗保健专家愿意拿出时间和才智、志愿帮助贫苦者，我们愿意为其提供免费的产品用于志愿服务，这一做法已经持续多年。
我们并不是唯一一家支持这种奉献精神的企业。世界经济论坛的成员企业来自各行各业，而他们也在做相同的事。但我们需要更多企业参与进来、将这一行为制度化、以及确保那些被遗忘的无产者也能被作为人类社会的完整一员而被接受。
鉴于第四次工业革命中的移动互联技术，已经以难以想象的方式改变了我们的社会形态，我们的行动也必须加速。
无论是怎样的预测和展望中，我们都不能忽视科技在造福人类之外的另一面。新技术扰乱了既有的市场和产业架构、也倾向于促进财富和机会的集中，而这将破坏世界各地的社会体系。资本主义的历史教会我们，一个稳定的中产阶级，是构成和平繁荣社会的支柱。当科技开始经常性的削减劳动力环节，中产阶级将因此变穷，我们也将面临社会裂痕愈发扩大的风险。我们早就应当采取行动了。
我曾经目睹因为分离而消失的社会：那时一个种群的权利高于另一种群，却很少有人站出来发声。我们绝不能忘记：领袖如果不为全体社会成员而担负起责任、积极作为，就不是真正的领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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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斯坦利•伯格曼（Stanley Bergman）是美国汉瑞祥公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
翻译：世界经济论坛博客翻译小组·钟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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