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力市场正经历着巨大的变革。自动化取代了常规职位上的工人，同时随着数字科技和人工智能的发展扩张，非常规职位也可能受到类似的影响。
在高收入国家内，在来自发展中国家进口商品的冲击下，技术能力低的工人正面临着巨大的压力。同样，全球熟练工人群体的组成也有所变化，年轻、受过良好教育的群体进入了全球劳动力市场，而较老、教育水平较低的群体则需退出。教育水平更高的工人基本上都来自于发展中国家，替代了全球熟练工人群体中高收入国家的年老工人。近期一篇研究显示，我们衡量了由发展中国家驱动的教育浪潮，从而试着回答如下问题：
本次教育浪潮将如何影响国家内部和国家间的全球不平等状况？这样的趋势会让国际水平上的收入进一步趋同吗？国家内的不平等状况也会得到缓解吗？
回顾过去
在《下一次大趋同》中，Spence提出了两个重要的论点：
在两个世纪（1750年到1950年）的分歧过程中，“西方”富裕国家的发展速度高于发展中国家，随后，我们开启了一个世纪（1950年至2050年）的融合之旅，教育和全球经济融合成为了发展的引擎。
在《大融合》中，Baldwin也表示，信息和通讯技术改革将高科技资本、最佳管理实践和低工资工人联结在一起，帮助全球收入走向趋同。
Freeman则聚焦于更短的时间段，称上世纪90年代末，中国、印度、前苏联国家的工人进入劳动力市场，而这对美国和其他富裕国家来说是“自大萧条以来最大的挑战”。他将这段时间称为“伟大的翻番”，因为全球劳动力市场的规模翻了一番，从14.6亿人上升至了29.3亿人。Freeman表示，该扩张“将加剧经济分化，并可能让这些国家逐步反对全球化”，除非高收入国家有所调整。
Lakner和Milanovic比较了1988年和2008年收入（或消费）的全球分布。他们绘制的知名的大象曲线反应了该时段全球人口的增长情况，表明1988年以来的增长让最富裕的1%的人口大大受益，即富裕国家的富裕人群，同时刺激了中位数人群的收入增长，即主要是中国等发展中国家的人群。
然而，对于高收入国家的普通居民来说，收入情况则一直停滞不前，占据了全球分布的80%。对全世界最贫困的人群来说亦是如此。
这段时间内参差不齐的增长情况意味着不平等程度的下降——如果将全世界看做一个单一国家，那么基尼系数从69.7降到了65.81。基尼系数之所以会这样减少，主要是因为国家间不平等程度的降低，或者按照Spence和Baldwin所观察到的说法，是因为发展中国家的人均收入正趋于发达经济体的人均收入。
与之相反的是，国家内的不平等趋势则各不相同。在拉丁美洲，由于对教育的投资、技术工人供给量的升高和定向转移项目，国内的不平等情况有所缓解。而在其他地区，尤其是高收入国家内，不平等的状况则加剧了。
从1988年至2013年，发达经济体的平均国别基尼系数从29.8上升至31.8。从整体上来看，国内不平等对全球不平等的贡献程度从1988年的20%上升到了2013年的35%。这样的国内“经济分化”可能带来了一些对全球化的抵制行为，以及这些国家内部民粹主义政治家的反贸易和民族主义论断。
教育的发展
有了对教育的投资，很多国家青年一代的上学时间都延长了。在1960年的发展中国家里，年轻工人的上学时间比年老工人多1年。1990年，南亚的教育年限差距扩大到了3年，在拉丁美洲、加勒比地区和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是4年，而在中东、北美则达到了近6年，比一整个中学教育的时间还长。在2010年之前，除了少数例外情况，这样的教育差距一直处于扩大状态。
图1表明，高收入国家的教育发展模式非常特别。因为普及教育的提前，从1960年开始，代际差距就非常大。直至2010年，当年轻工人和年老工人的受教育年数基本一致后，此类教育发展趋势走向了终点。
因此，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教育水平有所上升，而高收入国家却并非如此。
图1 1960年至2010年按地区划分的教育发展情况
受过9年及更长时间教育的技术工人的总量，将从2011年的16.6亿升至2050年的22.2亿，即增加了5.6亿人，或者说提升了33%。虽然这谈不上另一个“伟大的翻番”，但也算是极其巨大的变化了。
熟练工人群体的补给将源于发展中国家的年轻一代居民。2011年，每位高收入国家的熟练工人需要和2位发展中国家的熟练工人共享全球经济，而到了2030年，这一比例将上升至1比3。在发展中国家的代际教育差距降至高收入国家的差距水平前，这一趋势将持续下去。
全球不平等的未来
我们使用了一个宏观-微观模拟框架，覆盖100多条跨国家庭协助调查，代表了世界近90%的人口，从而估计教育浪潮的分布影响。表1显示出了研究结果，即在2030年之前，劳动力教育水平越高，世界就会越平等。全世界的基尼系数下降了3.2个百分点，即从2012年的65.8降到了2030年的62.6，而泰尔指数则从90.7降到了76.6。
这一点正符合了Lakner和Milanovic的研究发现。和先前讨论的一样，由于贫穷国家的奋起直追，全球经济不平等情况有所缓解。
表1 在教育水平更高的世界里，全球收入不平等水平降低
以后，不平等的国内组成将变得更加重要。我们比较了表1中有教育浪潮的情况和右列假设的没有教育浪潮的情况。在没有浪潮的世界里，技术工人和非技术工人的数量保持同步增长，而在有教育浪潮的情况下，国内技能溢价的减少缓解了不平等状况，而这是没有浪潮推动就完成不了的。因此，相比于有教育浪潮，无浪潮情况下整体和组内的不平等状况都更加恶劣。
这两种情况下的全球增长发生曲线进一步点明了教育浪潮的真正受益方（图2）。对于占据90%收入的人群来说，无浪潮情况下的工资增长速度小于有教育浪潮的速度。这并不令人意外，毕竟教育浪潮主要扎根于发展中国家。从表面上看，两条线之间的差距很小，但实际上，现在0.5个百分点的增长速度差距将在20年后变成10%的差距，而10%就完全不是细枝末节的问题了。
图2 全球增长发生曲线：有教育浪潮和无浪潮的情况
教育水平越高，世界越公平吗？
虽然教育会成为未来的均衡器，但我们所有的试验都还有一项重要的附加说明：全球不平等情况的缓解需要全球进行持续的融合。
国际贸易所得和在新机遇涌现地区创造工作的能力息息相关。新的阻碍和其他民族独立主义政策可能会在短期内缓解不平等带来的紧张氛围，但也可能在长期削弱不平等状况的缓解能力。科技不成比例地增加了对技术工人的需求，取代了非技术工人，并让关于社会如何分担全球化负担、分享全球化成果的辩论变得更加复杂。这些科技在国际上的传播可能会加速高收入国家不平等程度的恶化速度。
改进教育的学习成果、促进积极的再分配政策不仅能有效应对全球化和科技变革，还将确保全球经济的持续繁荣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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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S. Amer Ahmed，世界银行经济学家
Maurizio Bussolo，欧洲和中亚地区首席经济学家办公室成员
Marcio Jose Vargas de Cruz，巴西巴拉那联邦大学助教
Delfin S. Go, Consultant，世界银行顾问
Israel Osorio Rodarte，世界银行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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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叶枫
责编：张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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