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疫情和乌克兰战争扰乱了全球供应链，导致基本商品和服务出现短缺；
回流（reshoring）和友岸外包（friend-shoring）可以帮助减轻面对供应中断的脆弱性，但也可能导致商品价格上涨和消费者选择减少；
基于世贸组织规则的强大的多边贸易体系能为各国带来对接更多供应商的机会，从而减轻供应中断的影响；
世贸组织致力于减少贸易壁垒，促进自由贸易，已经推动了许多国家实现经济增长和繁荣发展。
一系列的危机—特别是最近的新冠疫情和乌克兰战争—扰乱了全球供应链，使得经济安全成为了各国政策讨论的重点。随着目前的地缘政治紧张局势不断加剧，进一步增加了不确定性，世界各国政府都在设法减轻其对本国的影响。在这方面，回流和友岸外包已经成为普遍的政策良方，同时，关于全球碎片化的讨论也比比皆是。
在这篇文章中，我提出了一个不同的观点，着重强调基于世界贸易组织（WTO）规则的强大多边贸易体系的好处。我认为，强大的多边贸易体系是经济安全的最佳保障，因为它能为受供应短缺影响的家庭和企业提供无与伦比的灵活性。我们很难预测哪里会出现供应短缺，谁有能力介入，所以获得广泛的外部选择就成为了关键。
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多边贸易体系提供的这种“弹性安全”（flexicurity）对缓解供应短缺非常有效。埃塞俄比亚针对乌克兰战争所做的政策调整就是一个突出例子。WTO在最近一份关于乌克兰战争贸易影响的报告中指出，埃塞俄比亚在战前从俄罗斯和乌克兰进口45%的小麦，但战后小麦进口量急剧下降，俄罗斯进口量下降75%，乌克兰进口量下降甚至达99.9%。然而，为了应对这种供应中断，埃塞俄比亚可以选择大幅增加对美国和阿根廷的小麦进口，尽管该国之前没有从阿根廷进口过小麦。显然，在四分五裂的世界经济体系中，在不同的替代供应商之间做出迅速的替代措施要困难得多。
全球供应链的状况
已有证据表明，全球供应链呈现相当集中的态势。例如，只有少数美国公司有能力拥有分散化的供应链，即从一个以上的来源国进口同一产品（Antràs, Fort, and Tintelnot 2017）。从宏观经济数据来看，世贸组织经济学家估计，全球各国出口的产品当中有19%是“瓶颈”（bottleneck）产品，即供应商少但市场份额大的产品（Majune and Stolzenburg, forthcoming）。有趣的是，这一比例在过去20年里翻了一番。这表明随着时间的推移，全球供应链的分散化程度反而减少了。
虽然我们很倾向于把这些事实仅仅解读为分散化程度不足（underdiversification），但更有可能的是，它直观反映了在全球价值链的形成过程中存在大量的沉没成本。对企业来说，寻找合适的外国供应商、协调生产流程和建立信任关系的成本很高，因此它们不得不合理化其全球采购战略。更重要的是，避免供应链中断也会给企业带来很大的私利，因为这会直接影响其最终盈利。麦肯锡公司估计，供应链中断平均每十年会使企业损失40%以上的利润。
中美贸易紧张局势造成的全球供应链的缓慢调整，也能说明大量沉没成本的存在。诚然，正如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经济学家Chad Bown最近揭示的那样，在某些高度曝光的产品中，有可能存在脱钩的初步迹象。然而，令人震惊的是，尽管存在大量和持续的关税，中美的双边贸易在2022年反而达到了创纪录的高点。
值得一提的是，在宏观经济层面，国家层面的专业化是比较优势力量彰显的自然结果，是贸易收益的典型来源。事实上，我之前在其他地方也提到过，贸易之所以有益，正是因为能通过它获得国内难以找到替代品的关键产品。这一论断的数据基础是，10%的关键产品占贸易收益的90%（Ossa 2015）。这表明，将上述瓶颈产品的生产分散化可能会带来很高的福利成本。
世贸组织的经济学家估计，如果全球经济分裂成两个对立的集团，各国实际收入将平均减少5.4%。恢复多边主义反而会使其实际收入增加3.2%。因此，放弃国际合作而转向地缘政治竞争的机会成本是8.6%的收入。更重要的是，这一机会成本对于发达经济体而言是6.4%，但到发展中经济体则是10.2%，再到最不发达经济体的11.3%不等。由于低收入国家从国际贸易带来的积极技术溢出效应中获益最多，它们面临的风险也最大。
政策干预的案例
最近的一篇论文更正式地分析了在面对潜在的供应链中断时进行政策干预的情况（Grossman, Helpman, and Lhuillier 2023）。作者指出，政策有可能纠正两种对立的市场失灵情况。一方面，企业倾向于在供应链韧性方面投入不足，因为供应链中断的一些成本是由消费者承担的。另一方面，企业还有可能对供应链韧性进行过度投资，因为供应链中断可能会给他们带来特殊的获利机会。总而言之，政策干预的案例相当难以捉摸。政府可能希望推动回流、离岸外包，或什么都不做、或两者都做。
实际上，这意味着对全球供应链进行政策干预的理由并不充分。韧性虽好，但伴随着巨大的成本，而且没有理由判定企业系统性地面临的供应链风险是过小还是过大。尽管如此，重要的是要认识到，这种分析建立在当前一些政策注重国家安全的背景下。在某些情况下，可以说，企业没有将其商业活动的安全外部性内部化。这就能解释为什么他们只对全球供应链进行了有限的干预，目的就是要内部化这些外部性。
这种理论上的考虑大致与事实相符。毕竟，在疫情和乌克兰战争期间，全球贸易呈现出明显的韧性，也成为了各国韧性的来源。新冠疫情爆发后，经历了2020年第二季度的低迷期，全球贸易仅用三个季度就恢复了。全球贸易为家庭提供了所需的口罩、疫苗和家庭办公设备，从而能够应对这一公共卫生紧急情况。乌克兰战争一年后，即使小麦等产品的贸易量最初出现一些下滑，全球贸易目前的表现也超过了预期。这能够在很大程度上确保避免粮食短缺，即使是在埃及、埃塞俄比亚和土耳其等受影响严重的国家。
强大多边贸易体系的价值
这些观点表明，政策的主要作用是塑造一个经济框架，让具有韧性的供应链能够蓬勃发展。要发挥这一作用，首要任务就是捍卫多边贸易体系，消减贸易壁垒及其歧视性，增强其可预测性。应该记住，多边贸易体系是国际社会努力达成的一个历史性成就，而不是国际商业政策自然发展的状态。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宪法时刻，在三十年的灾难性的去全球化后，多边贸易体系才得到了建立。
多边贸易体系的特点是基于规则，这对保证供应链安全尤为重要。它不仅能减少政策引起的供应链中断的风险，而且还能让市场在最需要获得替代供应商时更可能保持开放。如果一个贸易体系以权力为基础，各国可以自由地调整他们认为合适的贸易政策，这些优势将不复存在。
有资料显示，贸易政策的不确定性对贸易流动有很大危害。例如，Handley（2014）指出，即使实际税率（applied tariffs）保持不变，降低约束税率（bound tariffs）也会增加贸易流量。这是因为降低约束税率能限制实际税率的变化程度，从而减少贸易政策的不确定性。有时，各国的实际税率低于其对世贸组织的承诺，就会导致所谓的关税积压（tariff overhang）。
这可能蕴含另一层含义，即维护多边贸易体系的可信度至关重要。这不仅关系到各国承诺的政策，也关系到这些承诺的可信度有多高。这意味着，任何违反世贸组织规则的行为都会带来巨大的附带损害，破坏整个多边贸易体系的运作。世贸组织在维护多边贸易体系可信度方面的挑战与中央银行在稳定通货膨胀预期方面的挑战并没有什么不同。
但这并不意味着全球贸易所依赖的经济框架无法得到改善。如果我们的目标是加强全球供应链的韧性，那么世贸组织所提出的“再全球化”（reglobalization）自然而然地应该成为指导原则。这一想法的目的是实现更具包容性的全球化，让更多的国家能够参与到全球价值链中。
本文作者：
Ralph Ossa，芝加哥大学副教授
本文原载于世界经济论坛Agenda博客，转载请注明来源并附上本文链接。
翻译：张一凡
编辑：江颂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