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今天这个移动互联网的时代，智能手机装上了各种各样的app，日常生活的极大便利只需指尖的轻轻一点。
移动app一般分为三类。一种是像微博这样的社交app，一种是像微信、QQ这样的即时通讯平台，让我们可以相互沟通、分享信息，还有一种是像支付宝、微信钱包这样的移动支付app，主要功能是支付和转账。此外还有服务类app，我们可以用澎湃新闻读新闻，在腾讯、爱奇艺这类寄存网站上看视频，用滴滴打车，用摩拜、小黄车共享自行车……这些app把以前我们嫌麻烦的事简化成了点点屏幕就能完成的小事。
对于大多数年轻人和中年人来说，这些新科技利大于弊。刚刚列举的这些app把生活变得更加方便、舒适、高效。但中国的老年人却不是这么想的。恰恰相反，信息科技已经成为了他们和这个飞速转动的世界之间一堵无法逾越的高墙。
我父亲已经74岁高龄了，但他从来都对新鲜事物保持着高度的好奇心。当他看到一些新事物的时候，总是要试试不可。网购、用支付宝都是他比我早得多。现在他已经是网上app的一把好手了。总而言之，他紧跟着科技的发展，体会到了其带来的种种好处。
我母亲可以说得上是我父亲的反面。她只有64岁，性格要强，有深厚的学术和专业背景。但她却常常在日常生活中感到焦虑，而这种感觉与科技的无孔不入紧紧相连。
母亲对手机的了解仅限于打电话、发短信和放音乐。她听说过那些流行的app，但无法独立使用它们。她对支付宝一窍不通，更不明白扫扫二维码怎么就能把她银行账户里的钱划走。家里人教过她怎么用滴滴打车，但她自己用的时候却都失败了。
最近，关于母亲对科技的畏惧心理，父母有过几次激烈的争论。比如说，父亲会帮母亲在网上预约医生或者打车，但母亲不知道接下来该干什么。如果没人陪她，她很可能就会错过预约时间。
一方面，对于科技进步给我们生活带来的巨大便利，我喜闻乐见。并不昂贵的智能机普及开来之后，信息确实就握在我们的手中。我们足不出户就可以获取信息、进行支付、社交和娱乐。
另一方面，信息科技的传播基本上只照顾到了年轻人。调查显示，上个世纪最后十年出生的中国互联网用户自出生以来平均已经在网上花费了7.5年的时间，也就是平均一天12小时。2014年微博上72%的月活跃用户年龄在19-35岁之间。微信用户平均年龄为26岁，且18-36岁年龄段的用户占到了总用户的86%。
“90后”的网上行为极大地引领了中国互联网革命。然而与此同时，中国的老年人已经被这项先进的技术排除在外。对于他们来说，app陌生又难懂，让他们的日常生活变得复杂了许多。
这个问题如何解决？老年人不仅在科技上无法共通，更是在文化上被排除在外。数字化时代的未来强调的是重视年轻人、投资年轻人。融不进数字文化的老年人被甩在了后头。许多像我母亲这样的老人失去了自信。
母亲抱怨说，这个社会抛下了她。面对年轻一代，她心中渐渐生出了一种自卑心理。老年学家称这种现象为“角色退出理论”：退休了的母亲，找不到也无法接受一个与以前不同的社会角色。角色退出理论在如今这个信息科技的时代格外刺眼：瞬息万变的世界里，没有人关心老年人要如何调整心态、融入社会。科技只是把老人加速推向社会边缘。
这种情况下，我们经常能在社交媒体平台上看到一些文章，恳求年轻人们教教父母怎么用电子设备和新科技。春节、父亲节、母亲节等节日到来的时候，这些文章更是格外多。像这样意在加强两代人之间联系的提议，我们当然应该支持并且提倡，但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这些科技中有很多是与提供公共服务紧紧相连的，比如叫车、买火车票、预约挂号等
在提供公共服务的层面上，这些app供应商应该考虑到老年人的情况，更直接地关注他们的需求，而不是强迫年轻人承担起“教育”他们的父母、祖父母的责任。比如说这些公司可以先不全面将服务搬到线上，而是等到每一代都能很好地使用电脑时再这样做。
我们应该从三个角度来解决老年人目前面对的困境：首先，公共政策应致力于更好地理解老年人的生活方式和需求。其次，企业的社会责任方针应该做出一些调整，确保公司开发的科技同时服务于老年人和年轻人。
第三，随着中国人口持续老龄化，要想为老年人提供安全、舒适的生活，仅仅是教老年人使用最新的科技是不够的。更重要的是要降低他们对角色退出的恐惧，为他们找到释放活力的新方式，让他们做自己生活的主人。同时也要记住，人与人之间最好的交流仍是面对面交流，而不是隔着屏幕的交流。
作者：邢婷婷，上海财经大学经济社会学系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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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达沃斯博客翻译小组·李雪
责编：刘博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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