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中国在近四十年中经济得到快速发展，城镇化这个强大的增长动力有待于完全挖掘。现在，城市作为活力与繁荣的推动引擎的潜力终于受到了应有的重视。
上海——中国在近四十年中经济得到快速发展，但是一个强大的增长来源有待充分挖掘：城镇化。现在，大城市作为活力与繁荣的推动引擎的潜力终于受到了其应有的高度重视。
近十年间，中国努力从以低成本劳动力为动力、制造业主导的增长模式转变为以强生产力支撑、创新主导的高附加值增长模式。城镇化对于促进这种转变是非常重要的，尤其是促进规模的经济的实现。
当前，尽管中国是全球第一人口大国、第二大经济体，但中国仅有一半人口居住在城镇区域，不到10%的人长期居住在大城市，城镇化比例也远低于全球平均水平。
中国大城市的发展（大都市区域的人口已经超过一千万）长期以来为严格的行政区划和规划部门所严重限制。确实，在达到高速工业化的过程中，大城市往往没有小一些的城市在生产资本积累、吸引外商直接投资和展现创业精神方面成功，小城市很大程度上避免了这些限制。
在20世纪90年代，小城市昆山成为中国电子产品制造业的主导中心。广东省包括东莞、惠州、顺德、中山在内的几个小城市通过整合进入全球供应链，为中国成为“世界工厂”起到重要作用。
但是，尽管小城市的成功非常瞩目，但中国的大城市才具有加速未来生产力进步和GDP增长的最大潜力。目前，中国只有四个人口超过两千万人的“一线城市”：北京、上海、广州、深圳。
从中国人口和经济的规模来看，这并不是一个很大的增长幅度。事实上，认为这些大城市在人口和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上已经达到其极限是完全没有根据的。此外，中国还有很多充满活力的二线城市，如成都、天津、杭州、武汉和苏州。这些城市如果具备了机会也能够跻身一线队伍。
为了使中国城市的潜力最大化，政府需要更加具有适应性和灵活性，尤其是在饱受诟病的城镇土地开发率的严格控制上。尤其是中国必须废除其用地指标体系，这个体系不仅限制了城市未来能够发展生产力的土地数量，也使工厂用地的分配不成比例。如果不采取这样的措施，城镇化将会继续抬高已经很高的住房价格，但却不能高效地促进持续增长和发展。
有一个好消息则是各地政府已经与中央政府协同起来减少甚至消除行政上的约束。在中国，城市在管理上定义的边界既包括城镇也包括农村的行政辖区，后者常被称为县，以从事农业为主。例如，上海将近一半（约6340平方公里）的行政辖区为农村地区。
各地政府现在正在进行所谓的撤县改区，从而将城镇区域扩展到农村的辖区。中央政府所广泛支持的这种做法将会带来更多的住房建造和工业、商业的扩张。
另一个加快中国转向城市驱动增长模式的政策是扩大城市群的作用，这些城市群利用一线城市的影响力促进了欠发达地区的经济增长。从经济角度看，包围着广州、上海、深圳等大城市的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毫无疑问是最重要的城市群，并且将会通过规模经济和经济互补达到更高的生产率。
中国的领导层也迎头赶上。在刚刚过去的三月，李克强总理发表了关于粤港澳大湾区的城市群发展规划，其中包括了广州和深圳等城市以及香港、澳门两个特别行政区。
从2010年到2016年，大湾区的年GDP从54200亿人民币（820亿美元）飙升到了93500亿人民币（14200亿美元），使其成为东京和纽约之后的全球第三大城市经济体。目前粤港澳大湾区的人口增长迅速，人均GDP不到东京的一半，这说明其潜力还远没有完全发挥。
此外，中国的领导者似乎还在考虑以杭州湾为中心建立第二个大湾区，因为它会与长三角有所重叠，可以帮助它与这个已经繁荣起来的区域进行融合。这样一个城市群可以覆盖沿海城市上海以及十多个江浙省份的重要城市，还包括世界级港口如宁波舟山港（全球货物吞吐量最大的港口）以及中国现有的十一个自由贸易区。大湾区最后呈现的规模会与旧金山和东京相当。
过去四十年里中国经济发展的步伐的前所未有的。但是中国尚需完成到富裕国家的地位上升。随着中国经济升级为知识型和技术驱动型，中国再一次增强了实力。对此，没有比持续发挥大城市的潜力更有说服力的证据了。
作者：Zhang Jun, Professor, University, Shangh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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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达沃斯博客翻译小组·徐嘉莹
责编：刘博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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