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纳德·特朗普在竞选美国总统时可没少抨击中国。然而在上个月佛罗里达州海湖庄园的“习特会”上，人们似乎发现双方都正试图维持中美关系的现有态势。这对国际贸易、经济增长和社会稳定、以及两国的工薪阶层而言都是大好事。
习近平在会谈中重申了维护中美关系健康发展的承诺。他指出：“我们有一千条理由把中美关系搞好，没有一条理由把中美关系搞坏。”特朗普则接受了习近平的邀请，决定将尽快访华。
在贸易方面，两国元首同意开启百日计划，以降低美国对中国的贸易逆差。此外，美方接受了中方关于建立外交安全对话、全面经济对话、执法及网络安全对话、社会和人文对话等4个高级别对话的建议。
习近平现在面临着国内供给侧改革、治理腐败、治理污染、债务攀升、解决大城市病和提高生产力等诸多挑战。而特朗普面前最紧迫的任务，是跨越政治和体系障碍，实现他上台前包括减税和投资基础设施在内的多项承诺。
但两国元首都需要面对就业这一棘手挑战。高新技术、自动化和机器人的发展，正让越来越多的人面临失业风险。在风险面前感到担忧的美国人，把特朗普送上了总统宝座（然而特朗普先前经常将失业风险过度归咎于移民，以及中国等发展中国家的出口），但在中国，科技驱动下的失业风险加剧，也将会动摇政治稳定。
2016年奥巴马行政团队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受到自动化技术影响可能被淘汰的工作岗位比重，从10年前的9%上升到了如今的47%。麦肯锡也在晚些时候发表了一份同类报告，当中预计，60%以上的职业领域中，未来至少有三成工作可以被自动化技术取代。
包括习近平和特朗普在内的全球领袖，现在必须在自动化导致职业消失的大背景下确保就业率稳定。奥巴马行政团队的研究中包含了一份三方面行动纲要：加大人工智能领域的投资（以充分利用其优势、占得先机）；为工人阶层提供面向未来的职业培训；资助转型中的工薪阶层。这三方面都十分关键，但同样重要的还有第四方面，就是确保我们能够创造出足够多的新就业岗位。
中美两国就业岗位的消亡都有着极强的行业性和地域性。例如无人驾驶汽车尽管只会导致美国200-300万就业岗位的消失，但这一消亡由于只会影响到客货运输等行业，其造成的定点冲击可谓非比寻常。
自动化导致的工人失业潮的影响，也将趋近于被限定在某几个地区之内。美国著名的“锈带”地区原先是传统工业基地，但如今已经在自动化浪潮下严重受创了。中国的东北老工业区也由于工业过密、污染治理等原因，导致重工业大量消失，劳动力大量失业。
但影响创造就业挑战的最不利因素，应当是制度和政策之间的不对称性。大幅增加国有企业就业岗位通常在财政上难以持续，甚至会因为对私营企业产生排挤而引发反效果。然而无论是国企还是私企，大型企业都正在利润和效率降低的压力面前选择缩小规模。而中小微企业则有能力在这样的特殊情况下解决就业问题。
而中国的中小微企业恰恰有能力改变局面。事实上，尽管中国的大型企业尚未开始大规模裁员，它们在中国这一“互动性互联网平台经济体”当中，也难以胜过更有效率、更具创新意识的中小微企业。
电子商务值得关注：阿里巴巴研究院近日发布的一份报告指出，电子商务正在改变消费者与经营者之间的关系。原先的B2C供给与分配模式现在已经变得更具交互性，因此企业必须不断接受消费者的持续反馈，并加以调整。
像阿里巴巴这样的大型互联网平台，可以使用大数据和智能分析来监控这些变化。但成熟的大企业难以对这样的变化做出快速回应，它们在借助上述变化调整产品或分配渠道的速度和灵活程度上，都要逊色于同类的中小微企业。
尽管中小企业有实现有价值的创新、以及创造就业机会的潜力，但是它们经常被政策制定者忽视。例如，税收优惠措施无法补偿中小企业在创造就业和创新方面带来的积极外部性；而考虑到个人失败的风险较高，中国的中小企业往往需要面临更高的银行信贷成本。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两个消费市场和彼此间的主要贸易伙伴，中国和美国可以在大量领域帮助彼此克服障碍，以在更广领域创造更多高质量的就业机会。美国掌握着尖端技术、人才和监管经验，借此能够继续引领创新，为面向未来的新兴行业和活动提供就业机会的支持。随着中国逐渐在现代服务业发展的驱动下，走向以消费为主导的经济模式，中国消费者对美国高质量的创新商品和服务的需求也将日益走高。
中美间的互助将使两国的贸易关系更加平衡，并有望在发展的基础上建立新型全球关系。考虑到这一点，人们更能希望特朗普能够保持他在“习特会”上表现出来的合作精神。
作者：肖耿是香港大学商学院及社会科学院金融与公共政策实践教授；沈联涛是冯氏集团利丰研究中心特级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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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世界经济论坛博客翻译小组·钟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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