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世界经济论坛公布了2017年 “全球青年领袖”获选名单，在当选的100人中，有超过一半为女性领导者。中国有句话说：“女性能顶半边天”，随着时代进步，女性的领导力与对社会贡献当然不可忽视。
中国的女性“全球青年领袖”是什么样的呢？以下向您介绍4位去年的获选者：李恩祐、李一诺、杨媛草、石嫣。她们背景各异，但都在自己的领域取得了出色成绩，更以极大热忱推动着政府、社会与世界的进步。
李恩祐
倡导提高女性领导力
李恩祐，1979年出生于香港，美国耶鲁大学经济与国际事务双学士，斯坦福大学法学博士。曾供职于华尔街投行和律所，2008年回国，在中国主权基金中投公司工作，2014年出任耶鲁北京中心首任董事总经理。
站在耶鲁北京中心最大的会议室里，CBD商务区的一半景色尽收眼底。《环球人物》记者忍不住赞叹，工作人员笑道：“另一边看到的景色更漂亮。”
李恩祐的办公室就在另一边。作为该中心的掌门人，她的一个工作习惯是站着回复邮件。采访前一天，她从上午9点一直忙到晚上9点。“好在离家不远，到家的时候正好能给儿子讲个简短的睡前故事。”她笑着说。
邀请世界上最有影响力的嘉宾，面向广大民众开放，这是李恩祐带领下的耶鲁北京中心的一大特色。这家成立于2014年10月的机构，是耶鲁大学在校外建立的首个全球性中心。李恩祐负责联系中国和世界政、商、学等领域精英，通过各种项目和活动，促进领袖间的对话与合作。
“耶鲁大学的校训是‘光明和真理’，希望传播知识如同阳光照耀世界。”李恩祐说，“我们想让所有人都有机会感受到耶鲁的学习氛围和优质的教育资源，为他们提供与世界上最有影响力的人面对面交流的机会。”去年以来，耶鲁北京中心举办了近200场高质量的活动，邀请到的嘉宾包括现任美国能源部部长欧内斯特·莫尼兹、美国驻华大使马克斯·博卡斯、澳大利亚前总理陆克文、红杉中国基金创始人沈南鹏、真格基金创始人徐小平等。
李恩祐天生一张娃娃脸，很爱笑，看起来比实际年龄小一些。其实她的人生经历比大部分同龄人都要丰富：出生于香港，12岁赴美留学，16岁考入耶鲁，20岁进华尔街投行，不久又到斯坦福读了法学博士，2006年进入全美排名前三的律所，2008年回国，就职于国家主权基金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负责专项及私募投资项目。
这份傲人的履历背后是不为人知的艰辛：刚回国的时候，李恩祐几乎不会说普通话，花了两年时间下苦功，买了许多书籍，每天定时练习普通话和书法；耶鲁北京中心举行成立仪式的时候，她正怀第二个宝宝38周，挺着大肚子从选址、装修、招聘到联络校友，每一个细节都精心推敲。
这种力量源自李恩祐对自我价值和社会价值的双重追求。近些年，她一直希望能够为社会做出自己的贡献，也积极倡导和推动女性领导力的发展。“我从小喜欢阅读，却发现杰出女性的传记很少。在大学申请面试中，我说想成为一名政治家，面试官却笑问：‘女政治家？在中国？’后来我渐渐发觉，人们习惯于对女性指手画脚，女性在发展过程中有诸多阻力和障碍，有些来源于社会，有些来源于自我认知不足。”
2013年，受脸谱公司首席运营官雪莉·桑德伯格《向前一步》一书的启发，李恩祐和几位女性朋友创立了一个女性互助组织Lean In China（“向前一步”中国组织），通过各种活动，帮助更多职业女性发掘自我价值，实现家庭和事业的双赢。
通过调研，李恩祐发现中国职业女性普遍面临3个方面的问题：缺乏自信、缺乏身边的榜样、很难在自己的圈子之外建立人脉。”针对这些问题，Lean In China开展了3个项目：圈子计划、导师计划和领导力计划。“我们通过在全国建立活跃的女性圈子和互助社区，帮助女性树立自信；通过导师计划为职业女性找到学习榜样，支持她们的职业发展；通过开展领导力讲座和软技能培训课程，为她们打造交流平台，建立人脉，培养女性领导力。”在耶鲁北京中心举办的活动中，李恩祐也经常邀请女性领导者分享成功经验，鼓励年轻女性在职场、家庭和生活中承担领导者角色，获得更平衡、更长远、更可持续的发展。
李恩祐对《环球人物》记者表示，中国女性相较于其他国家的女性，在职业发展中也有许多优势。“即使跟硅谷比，中国杰出的女企业家也较多。这可能得益于中国的传统理念和社会环境，老人愿意帮忙照顾孙辈，家人的支持和分担使中国女性可以在婚后继续追求事业，在政治、科技、经济、文化等各领域，出色的女性领导者层出不穷。”
对于此次入选“青年领袖”，李恩祐非常兴奋。“中心创立只有一年半的时间，获得这个认可很让人鼓舞。这个奖项也是给耶鲁大学的，过去100多年来，耶鲁在中国有了很深的积淀。未来我希望能通过耶鲁北京中心和Lean In China，更好地为国家和社会服务，传播知识、搭建沟通桥梁，也为持续推进女性领导力的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
李一诺
让更多人成为“乐天行动派”
李一诺，39岁，清华大学生物系学士，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分子生物学博士。2015年6月出任比尔及梅琳达·盖茨基金会北京代表处首席代表。长期关注人类健康挑战，积极推动慈善公益领域的国际合作。
作为全球最大的私人慈善基金会的中国掌门人，李一诺的头衔是“比尔及梅琳达·盖茨基金会北京代表处首席代表”。此外，她的身份还有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分子生物学博士、麦肯锡前合伙人、公众号“奴隶社会”共同创办人，以及3个孩子的母亲。
在外人眼中，李一诺是“平衡事业和家庭的典范”，她自己却觉得“生活没有平衡点，如果有也是装给别人看的”。她甚至把生活比喻成“酒驾”——虽然别人看来歪歪扭扭，但自己很high，在保证不出事故的前提下朝着目的地蜿蜒前进。在她看来，很多事情根本无法预期，所以不必过多关注“平衡”，因为它可能带来更多的焦虑和不安，倒不如做一个脚踏实地的“乐天行动派”。
李一诺曾经是跨国公司的高管，因为与盖茨的一次长谈改变了自己的职业方向，那次两人聊了两个小时。“他对我讲为什么要做慈善，还有一些我们平时不会去想，也没有解决办法的全球问题，比如健康、粮食安全。现在我们大多不用担心下顿饭吃什么、今年的谷物产量够不够，但这些事还得有人去思考，比如应该种土豆还是小米，因为不同农作物的产量差别很大，对当地人的生活会产生巨大的影响。”
那次谈话给了李一诺很多启发，认识到公益慈善的真正价值。“通常越是影响力广的事情，做的人反而越少。因为影响力大的议题需要全社会多个组织的协调，复杂度很高，而能获得的资源却很少。因此，公益慈善组织要带头探索新的模式，一旦成功就会有更多的人参与进来，真正开始解决问题。”
盖茨基金会成立于2000年，愿景是“所有人都能过上健康而富有成效的生活”。自从2007年在北京设立代表处后，基金会在中国的项目就一直围绕着健康和发展这两大主题开展。李一诺上任一年多来，团队及合作伙伴在一些关键领域取得了不错的进展。
“去年10月，我们与卫计委合作开展了新一轮的结核病防控项目；今年1月，我们与清华大学签署协议，联合在北京建立全球健康药物研发中心；5月，我们与国家旅游局联合推出的‘全国厕所创新大赛’举行了颁奖仪式。”这个大赛收到的方案来自多个国家，创意五花八门，都是针对无水、无电、高寒和生态脆弱等特殊条件设计的。李一诺说，希望这些创新方案能切实改善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卫生状况。
“希望我们的资金能够起到催化剂的作用，吸引更多资源，汇聚成一个可以共同发挥作用的平台，从而实现系统性的改变。我们把这种方法称为催化式慈善，与传统的捐钱捐物非常不同，也可以说是‘最不像慈善的慈善’。”
这种合作通常需要“三足”——政府、营利性企业、公益慈善组织各施长处，共同合作，才能实现最终的社会目标。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基金会在2000年发起成立的GAVI（全球疫苗免疫联盟），其工作方式并不是直接为贫困家庭购买疫苗，而是通过发行“疫苗债券”，在资本市场筹集项目资金，降低企业的投资风险和生产成本，实现全球疫苗免疫系统的可持续改变。在一整套体系的运作下，GAVI把3项优先疫苗的人均免疫成本从2010年的35美元降低到2014年的22美元。
李一诺坦言，女性在专业领域里的确要面对挑战，最绕不过去的事就是生孩子。外界好奇的是，她如何在兼顾事业的同时，4年中生了3个娃。李一诺觉得，首要的一点是保持旺盛的精力，锻炼必不可少；另外就是关注自己的精神层面，保持积极向上的状态，“先要领导好自己才能领导团队”。在她心目中，当领袖首先要具备前瞻性和战略眼光，看得清未来方向，其次要“接地气”，真正了解所从事的工作，同时脚踏实地。
对于未来中国的慈善事业，李一诺充满信心。“中国家庭财富总值在2015年已经跃居世界第二，慈善活动日益踊跃。许多企业家积极投身公益，越来越多的私人基金会涌现出来；另一方面，社交媒体对普通大众，特别是年轻一代参与公益起到了推动作用。”她看过一组数据，在腾讯网的捐款平台上，79%的捐款人为15—29岁的青年人。
“我希望大家都能够成为‘乐天行动派’，面对世界性的问题和挑战都能乐观对待，把自己内心的充盈变成正能量，影响周围人。此外还要有行动，这不仅仅是去一线挽起袖子做事，也包括把自己的想法传播出去，让更多的人参与进来。
杨媛草
用娱乐的精神传递大爱
杨媛草，1980年生于重庆，获英国卡迪夫大学大众传媒和社会学学士。2011年将《中国达人秀》《中国好声音》等节目的海外版权引入中国。现任IPCN国际传媒首席执行官。
杨媛草曾形容自己是“最正宗的重庆女人”。她出生在离解放碑几步之遥的临江老城区，闻着隔壁火锅店的香辣味长大，骨子里的热情和泼辣赋予了她不断前进的动力。
18岁那年，外婆与父亲相继去世。杨媛草放弃了保送国内大学的机会，通过努力拿到了英国新闻学名校卡迪夫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在处理掉父亲工厂里的存货后，她踏上了异国的土地。经过几年的苦读，杨媛草于2003年获得了BBC新闻新人奖。两年后，她在伦敦成立了自己的影视制作公司“野草”，其拍摄的纪录片获得了英国伯乐奖。2007年，杨媛草与英国同行联合成立了版权经营公司IPCN，并出任CEO。
杨媛草把公司性质定义为“节目模式中介”，即通过授权的方式，把外国优秀的节目方式引入中国，被授权方拥有制作权、播出权、商业权，再和国内电视台一起完成节目的本土化。此类交易在欧美市场很大，但在中国，第一个做模式引进和运营的人是杨媛草。
“一开始，我们只是把A的东西卖给B，收取中介费。但很快发现，这种工作很容易被取代，于是我们就转型成独立的模式内容发行公司。”杨媛草对《环球人物》记者说。这非常考验公司的眼光、实力和运作能力。“我们比较幸运，《中国好声音》和《中国达人秀》都成功了。”
引进《中国好声音》让杨媛草在中国娱乐界一战成名。2011年，她从荷兰一家公司手中买断了原版权模式在中国的独家发行权，并将制作权转卖给灿星，播出权则授予浙江卫视。这个节目一炮打响，在全国引发了一场“好声音”狂潮。之后，杨媛草又协助央视打造了《中国好歌曲》，并拿到了A轮融资。“现在我们对自己的定义就是面对中产阶层的内容开发商。”
大众传媒和社会学的教育背景，让杨媛草在商业追求之外，也兼具公益情怀。“做《中国好声音》的时候，也怀着振兴内地流行音乐的想法。在商业变现和赚快钱的速度上，我们肯定比不上明星类节目。每个行业都有自己的丛林法则，但我们也有自己追寻的东西。或许运气不好就做不下去了，但我们会努力坚持。”
2014年，杨媛草制作了一档名为《小善大爱》的社会公益类节目。从有想法到在电视台播出，她用了将近7年的时间。
“汶川大地震时，国外有一些对中国不友善的言辞，引发国内网友的反驳。当时我看到一位香港义工的话：用争论的时间为灾区做点实事，不要让今天的悲惨变为明天的废报纸。这句话对我的触动非常大，作为媒体人，我能做什么？于是就有了做一档公益节目的想法，每期让一位成功企业家隐藏身份，深入民间，寻找和资助需要帮助的平民英雄。”
然而理想和现实的差距很大。当时，电视台从市场营收的角度并不认可此类节目，成功人士对上电视有顾虑，民间公益组织也不太正规。种种因素的作用下，这档节目一直做不起来。但杨媛草没有放弃，不断游说各方。“我们决定自负盈亏，不让电视台掏一分钱。后来又有了赞助商，有了嘉宾，终于做成了。”
《小善大爱》播出两周后，360公司董事长周鸿祎和四川当地志愿者一起，探访了当年出川抗日的中国远征军群体。观众对该节目内容反响热烈，节目组在10小时内收到的捐款超过10万元。
节目一共做了8期，累计筹款1000多万元，全部用于公益事业。“说实话，这个节目的收视率并不高。时段不好，没有明星，我们也没有财力去打广告。但有一天，我在上海的一个老弄堂里吃饭，吃完老板说：‘不用给钱了，你那个《小善大爱》挺好的！’这真的让我蛮感动的。”杨媛草对《环球人物》记者说，这个节目虽然没有像“好声音”“达人秀”那样带来实际利益，却实现了她做媒体人的初心。
“大家需要娱乐，需要解压，但如果都去做撕名牌、做明星节目，真的好吗？如果没有人关心媒体责任，这样的舆论环境也是不可想象的。”杨媛草觉得目前的行业氛围过于浮躁，“这不能怪某一家媒体或某个人，大家都要在市场中生存。但我希望能用娱乐的精神传递大爱的态度，今后还会坚持下去。”
石嫣
做一个长在土地里的“农人”
石嫣，1982年生，河北保定人，中国人民大学博士，清华大学博士后，现为分享收获CSA项目创始人与负责人。
羊群啃着小草，慢吞吞踏着步子挡在路中央，在初夏一场大雨后，拖出一串泥巴脚印。这里是距离北京城区70公里的顺义柳户庄村，路旁有一片白花花的蔬菜大棚——石嫣的“分享收获”农场。
入口左手边的第一间大棚被石嫣改装成了办公室。一张老款办公桌、几台旧电脑、沙发旁的衣架上挂着几顶草帽。石嫣起身迎接《环球人物》记者。眼前的清华大学博士后穿一双户外运动鞋，宽松的牛仔裤，针织衫磨出了线头。长期与阳光土地在一起，她的皮肤晒成了健康的小麦色。
打扮颇具美国西部牛仔风格的石嫣，其实是个土生土长的“城里人”。她出生在河北保定，从小就习惯了各种钢筋水泥大楼。接触农村和农业，是因为高考那年“三农”问题成为热点，石嫣报考了河北农业大学，读了4年农业经济。2006年，因为成绩优秀，她被保送到中国人民大学硕博连读，师从“三农”专家温铁军。
如果说本科期间都是纸上谈兵，到了硕士，城里长大的姑娘开始下乡搞调研了。“温老师做研究脚踏实地，身体力行。尤其是对于农业，他总说要用脚去丈量土地。”
2008年，26岁的石嫣得到去美国农场交流实习的机会。“我将抛弃过去有些矫情甚至有些小资的生活方式，让自己的双手沾满泥土。” 这是她美国之行的开场白。那里和想象中的美国机械化农场不同，因为强调有机环保的理念，禁止使用任何化肥农药，只有一台小型拖拉机，几乎所有的农活都要动手做。她卷起袖子，第一次正儿八经下地干农活。
从温室种植到室外种植，浇水、移植、耕地、播种，拔草、喂鸡、施肥、采摘，每天从早上8点干到下午5点。半年后实习结束，石嫣给自己放假去纽约旅游。在鳞次栉比的建筑物堆里，她发现自己开始“晕楼”。石嫣说，那时她就喜欢上了“农家乐”乡村生活。
回国后，石嫣开了一座属于自己的农场——“小毛驴”，两年后又有了“分享收获”基地，彻底从城市搬到村里。2011年，石嫣和同学程存旺在农场举行了婚礼，她捧了一颗西兰花走上红毯。打这之后，同样学农业经济的程存旺也在农村住下，除了做管理、安排旅游接待，两人的日常生活就是拔草、摘果子，看植物一天天长大。石嫣说，农业是唯一能将生活与工作结合得特别好的行业，“你可以生活在你工作的地方，你的工作也是为生活创造价值”。
决定开农场的一个更重要原因是，美国农场的经营模式让她深有感触。石嫣实习的那座农场叫做“地升”，是两个修女姐妹建立的。名字的由来是人类第一次登陆月球时，宇航员说“我们看到了地球从月球地平线升起的壮观景象”。
两姐妹认为她们的农场也是一种新的范例——顾客在每年种植季节初期就预付给她们一年的费用，农民和顾客共同承担种植过程中的风险；地升农场则必须使用有机环保的种植方式，保证食品安全；等到果实成熟，再由农场负责配送。这就是欧美流行的CSA——社区支持农业模式。
石嫣的“小毛驴”是国内第一座CSA农场。她认为这种模式在中国的发展并不是简单地套公式，而是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建立直接信任的过程。她的农场就是因为有会员和顾客的信任才走到今天。石嫣的信念是：“在SCA模式中，诚信是底线，也是最高的原则。”
有一次，农田里出现了一个来路不明的农药包装袋。石嫣立即给每位会员写下道歉信，表示会杜绝再发生这样的事。有人觉得她小题大做，石嫣就说起在美国地升农场时的一件事：在一次蔬菜运输过程中，箱子里的芦笋受冻变色，农场主发现后非常着急，挨家挨户打电话道歉。“破坏环境、破坏声誉的事，我一定要认真面对。”
发展至今，石嫣的农场有了一定的规模：在北京通州、顺义区共建了3个基地，近300亩土地，雇佣农人二三十名，会员600多人。农场收入主要来自会员的预付充值，盈利大概占10%。农民的收入也噌噌直涨。石嫣介绍：“之前40亩地，一年收入6万元，现在每年40万—50万元。”
石嫣和她的农场也为整个行业带来了变化。现在，全国CSA农场超过了500家，越来越多的农民因为有了稳定收入更加安心。石嫣最近的新项目“屋顶菜园”让城里人也爱上了种菜。在北京朝阳区的呼家楼小学、三里屯太古里商业区，她和团队把大楼屋顶变成了菜地。“我们带着种子、菜苗过去，学生、白领们一边聊天一边松土播种，屋顶变成了社区，也拉近了人们和土地的距离。”
聊到“青年领袖”的话题，石嫣感谢被认可。“原来参加活动，有著名影星、教授，而我的头衔是‘博士’。为什么不能有著名农人？每个人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都可以发挥价值，不管是农民还是厨师，身份都应该被社会认可。”
此外，还有更深层的意义：影响社会的不一定是大公司，小农场也可以被无限分享。石嫣和她代表的不断探索创新的小群体，正在改变人们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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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原载于《环球人物》杂志2016年第17期，略有删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