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动互联网和数字技术对中国的农村经济产生了深远影响，掀起了“农业企业家”浪潮
电子商务为农村地区带来了就业机会，为农村企业打开了新市场，并改变了传统的农业模式
但是，到2020年3月，中国的互联网普及率仅为64.5％，未来中国农村地区的互联网普及工作要求对偏远地区的网络基础设施进行大量投资
2020年初，中国中央政府宣布了“数字村庄”的试点计划。 这是自2013的信息消费政策以来，政府对于“数字中国”计划的最新推动——该政策促进了信息技术的使用，刺激了更多的国内消费以及移动互联网经济蓬勃发展。
根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的数据，截至2020年3月，中国拥有全球最大的线上人口（9.03亿），其中使用手机上网的用户比例超过99％。 对于中国的许多人（尤其是农村地区）而言，消费者首次使用互联网通常是通过移动设备而非台式机来实现的。 实际上，农民已经通过移动支付和在线视频娱乐迅速融入了数字生活。 在某些地区，村民与互联网的连结程度甚至大于城市。
让很多人惊讶的是，移动支付在中国欠发达的西部地区比在沿海城市更受欢迎。 2014年，西藏就已经在“移动支付率”上领跑全国，其次是偏远的山西省和宁夏。 在这些省份中，更高比例的在线交易是在移动设备上完成的，遥遥领先于北京和上海这两个国际大都市。
在接下来的几年中，西藏一直位居榜首，并在2016年成为第一个移动支付率达到90％的省份。 其中原因也不难理解：这些地区缺乏实体零售的基础设施和银行系统，因此居民更倾向于通过在线购物和移动支付来寻找他们想要的产品。
近年来，移动互联网和数字技术对中国农村经济产生了深远影响：
1.更多的农民可以成为电子商务企业家。在中国，移动互联网在农村地区创造了就业机会，使农民变成了在线销售商。例如，中国的果农过去常常坐在路边等待买家，但很少有驾车者停下来购买，因为大多数的交通流量已经转移到了新建的高速公路上。农民经常不得不把烂葡萄和坏橙子丢在路边。现在，一个农村企业家只需拥有20平方米的空间，一台二手计算机（甚至是一部智能手机），以及基本的互联网连接，就能够成为全球零售商。
新的渠道被建立起来，可将农产品运输到城市。而随着城市对新鲜、安全的农产品需求迅速增长，每个农民都可以成为在线商人——新冠病毒更是进一步加快了这一趋势。借助阿里巴巴和腾讯等提供的社交媒体信息平台和移动支付基础设施，农民可以轻松地为来自中国各个角落的客户处理大量贸易，甚至推广到全球市场。
2.数字基础设施的升级继续为农民企业家带来更多的数字工具。 在2020年冠状病毒大流行期间，消费者的购物习惯也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变化着，中国的小商贩（他们中的许多人在之前几乎没有在线业务）纷纷涌向了流媒体（视频直播）平台。
有趣的是，通过电商平台上的实时流媒体（视频直播）销售本地产品正在农村市场呈现出强劲势头。 部分原因是，新的媒体平台上存在大量易于使用的视频工具，这意味着农民可以方便地将视频工具添加到自己的销售策略中。 此外，实时流媒体平台为喜欢从农民那儿”淘宝“本地产品的中国消费者提供了一种即时且富有互动性的消费方式。
3.数字技术正在改变传统的农业产业模式，提高了农业业务的盈利水平。由于历史原因，中国的人均耕地面积相对较少，也不像美国等国家那样拥有大型农场，无法实现农产品生产和运输环节的高度工业化。在中国，农民可以使用社交电商平台（例如拼多多）销售产品，而平台可以将用户的整体兴趣和需求传递给农民，农民则可以据此调整自己的生产和销售计划。
农民可以使用这些平台来汇总大宗产品订单。大量的消费需求帮助农民减少了对分销商的依赖，使他们有可能直面消费者。同时，数字平台可以挖掘出强大的用户数据，为农民提供以往无法获得的市场需求信息。因此，由于更低的分销成本和更多的订单，农民可以获利更多（这一模式被称为“ C2M”，消费者到制造商模型）。
但是，中国仍有数亿非网络使用者（主要是村民）。实际上，到2020年3月，中国的互联网普及率为64.5％，仅略微领先于世界平均水平。此外，近年来网络接入的增长速度逐渐下降，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农村地区的网络普及率大大落后于城市。
也就是说，未来中国农村地区的互联网普及工作要求对偏远地区的网络基础设施进行大量投资，而“数字村庄”计划则是由中央政府提供的财政和组织支持。当农民被整合进数字系统中时，他们早已不再是在线娱乐消费和移动支付的“新手”，他们可以自己成为移动经济时代的企业家。
中国试点的“数字村庄”可能成为世界范围内缩小数字鸿沟的宝贵参照。当各大洲的政府都在关注农村经济的数字化转型时，农民可能会产生出新的生产力——而这正是遭受新冠病毒大流行的全球经济所迫切需要的。
本文作者：
Winston Ma Wenyan，兼职教授，纽约大学。
本文原载于世界经济论坛Agenda博客，转载请注明来源并附上本文链接。
翻译：陈达铿
编辑：王思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