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的国际贸易局势充满了紧张、焦虑和不信任。在过去的70年里，管理国际商业流动的多边贸易体系正经受着考验，这种方式将威胁到其相关性和持续性。最引人注目的是，作为该系统的老牌捍卫者，美国却是撬动基石的大手。提高关税、无视世界贸易组织（WTO）上诉机构新任法官、要求各国提高购买并减少出口来“管理”贸易，特朗普政府对商务的处理明摆着与以往不同了。
有人说，只要我们熬过特朗普这届政府，一切就会回归正常。他们认为，白宫的下一届主人能让美国重归贸易博弈（即使通过固然不完美的规则），并能在世界贸易组织的基础体系中持续占上风。他们显然误解了这个现状。
现有的体系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在关税与贸易总协定（关贸总协定GATT）的基础上共同制定的，1995年由世界贸易组织沿袭，其奇迹般地扩大了全球经济繁荣、为世界提供了莫大的机遇、促使数百万人脱贫、并促进了全球稳定。
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它面临着的严峻且不断增长的挑战已经找上门来了。简言之，这些规则未能跟上全球发展的关键步伐，例如新兴主要贸易国家的崛起、科技进步和新型贸易壁垒的涌现。
距离我们最近的一场全球性贸易谈判是25年前，自那以后，世界贸易组织的谈判几乎再也没有成功过。随后的双边和多边谈判取得了一些重要进展，但是仍旧未能成功地应对这些问题。
此外，世界上越来越多的公民感到被这个系统剥夺了权利，他们认为这样的制度应当为加剧收入不平等和失去高薪工作负主要责任。虽然这种情绪在美国和欧洲地区尤为明显，但是其他国家出现类似的情况也不过是时间问题。
一直以来，每到这种时候，人们就指望着美国站出来带头解决问题。而特朗普政府却显然对扮演这样的角色毫无兴趣。
我们现在正处于重新审视现有贸易体系的时刻，我们早该这么做了。如果基于规则的贸易体系要保持其可行性与相关性，改革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变化的程度仍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特朗普政府主张对该体系进行根本性的改革和再平衡，而其他人则更倾向于进行细微的调整而最大程度地保持当前系统。
那么是否有第三条路能在贸易战困境横生之际引导贸易体系重回正轨呢？如果有，那么这条路是什么样的呢？
以下是5个关于第三条路的建议，所有建议都是为了获取贸易利益和维持这个基于规则的体系，同时解决本次讨论中来自多方的过量顾虑。
1. 制定国家主导型经济体的规则。
当前的中美贸易争端突出了一点，比起趋同，这两个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在许多方面的发展都在渐行渐远。现在必须要接受现实并且制定共存的协议。谈判应当关注于确保国家主导的经济体的企业、产品和服务不扭曲国际贸易、不损害系统中的其他国家的利益，而不是推进分解中国的国家主导经济模式。这包括在如工业补贴和其他财政援助、国有企业的经营和产能过剩等领域建立更详细的规则体系。欧盟、日本和美国在他们的《五月联合声明》里确定了一些解决这类问题的方法，这是一个良好的开端。他们的声明应作为与中国和其他贸易伙伴合作的基础，以便在这些领域紧急制定新规则。
2. 展望未来。
贸易谈判者总有着不可思议的方式来关注曾经的行业情况。随着21世纪初期电子商务的飞速发展，世界贸易组织的谈判方们却在忙着降低工业制成品的关税和农业补贴。
双边和区域内自由贸易协定在促使各方跟上科技进步的速度表现优异。我们正处于第四次工业革命的风口浪尖，科技进步迅速，这也给很多方面带来了突破甚至是破坏性影响，而贸易系统也受到了这种惊人的速度的挑战。现在，正是贸易谈判方们把焦点从传统行业中抽出、着眼于第四次工业革命中统领贸易的规则的时候。
新兴技术，例如增材制造、机器人技术、新型交通工具和人工智能将会冲击当前基于规则制定的体系中的许多基本原则。这些冲击包括，传统上大多数贸易协定中对商品和服务的区分定义问题、确定商品原产地的规则问题、以及竞争标准的出现问题等。世界贸易组织应当委托一队资深的贸易专家，就更新和斟酌贸易规则提出具体建议，从而使得这些贸易规则与新技术相联系且有效。在国家政策落实到位之前，这些建议可以成为关键领域内的谈判的良好开端，也减少国际妥协。
3. 选择退出最惠国（MFN）义务。
最惠国义务是一项规则，其要求贸易谈判的结果适用于所有经济体，不论其参与程度如何。最惠国义务在二战结束后得到了认同，当时各国希望最大限度地促进贸易自由化，且防止世界退回到分割的贸易集团的时代。最惠国义务的主要例外是涵盖了“基本上所有贸易”的自由贸易协定。但是，对于集中关注单一领域或者部分经济部门的交易来说，这样的协定又不得不被放弃。虽然最惠国义务在过去很有道理，但是在今天却难以维持，实际上，它也阻碍了新市场开放的“多边”举措。为什么同意开放一个市场却同时需要履行将这样的利益扩大到那些保持市场关闭的群体的义务呢？如果能够选择退出最惠国义务，汽车行业、医疗技术和环境技术等领域的特定行业协议可能会受到更多的关注，因为这样的话，参与者就不必担心为“搭便车”者提供好处。
4. 改革世界贸易组织争端解决机制。
世贸组织迫在眉睫的挑战在于落实争端解决机制，尤其是鉴于美国正对任命新的上诉机构法官设障。随着上诉机构案件数量的剧增、审理案件的法官数量却越来越少，这掀起了一场“完美”的暴风雨。美国主要担心上诉机构重新解释协议的实际义务，认为这已然超出了世界贸易组织审查专家组的职权范围。但令很多人感到沮丧的是，美国虽然充斥着批评，却从未提出过改革的替代方案。美国应当要做些什么了，也该是其他国家建设性地改革程序的时候了。如果没有有效的争端解决机制，各国将会越发倾向于动用自己的力量处理事务。
5. 召开世贸组织和国际劳工组织（ILO）的联席会议。
为了使基于规则的贸易体系保持有效性，自认为站在失利方的顾虑必须被打消。不论经济规模和经济结构如何，处理劳工问题对于世界各国来说越发重要。它将有助于暂时削弱保护主义的呼声。国际对话可能是一个为个别政府鉴别有前途的倡议的重要措施。世界贸易组织和国际劳工组织之间的例行会议将促使成员国分享他们在工人培训方面的经验，促使他们为新一代的岗位和有效的社会安全网络工程培育劳动力，并且帮扶落在后面的国家共同进步。
地处关税战争的前沿和中心地带，世界的注意力都紧紧围绕在贸易二字上。基于规则的系统正经受着攻击。背弃或是做些微不足道的改革是具有诱惑力的。但是，这样的应对都不过是鼠目寸光之举。最好的办法应该是各国开展具有影响力、相关性和包容性的举措，切实地解决这些问题，解决当今的问题，而不是上个世纪四十年代的问题，从而更好地推动这个系统迈向新的纪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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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Wendy Cutler, 亚洲社会政策研究所副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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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胡静璇
责编：张智 万鸿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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