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2017年世界经济论坛年会
我们这个时代所面临最大的问题表述起来却非常简单：对于地球上70亿人类的未来，我们应该感到悲观，还是乐观？
在世界范围内，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各不相同。过去，西方国家更加乐观，而现在的情况截然相反：许多西方国家都持悲观态度，其他国家却空前乐观。究竟发生了什么？这一事实能够说明什么？
事情很简单：人类的生存、发展状况比以往的任何时候都要好。全球贫困正在稳步消除：2015年，我们远远超过了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中消灭半数贫困的要求。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NIC)的调查显示，极端贫困将在2030年前再次减半。
世界上的中产阶级群体也在迅速扩大：2010年有18亿，这一数字预计在2020年、2030年将分别增长到32亿、49亿。此外，婴儿死亡率也从1990年的60‰跌至2015年的32‰——每年有超过400万的新生婴儿免于夭折。如果我们足够理性、客观，我们一定会为当前人类的生存发展状况感到欢欣鼓舞。
可是为什么，人们不仅没有感到欢欣鼓舞，反而惴惴不安呢？答案很简单：主导了全球学术讨论的西方学者们只看到了当前社会中的“近忧”，却忽略了世界长远的发展前景。著名学者弗朗西斯·福山很好地诠释了这一现象。在唐纳德·特朗普赢得选举之后，他在一篇文章中这样写道：“唐纳德·特朗普在选举中意外击败了希拉里·克林顿，不仅将成为美国政治的转折点，更将成为整个世界秩序的转折点。我们将踏入民粹民族主义的时代。如今，自上世纪50年代起建立的占主导地位的自由秩序，不断地遭到情绪激愤的民主的大多数的攻击。世界面临巨大的风险——各种愤怒的民族主义会相互竞争。如果这些成为现实，对世界造成的影响，堪比1989年推倒柏林墙。
请务必仔细读一读这段话。他把西方的社会状况同整个世界的状况混为一谈。的确，民粹主义正在西方世界中兴起，这也是为什么特朗普能够当选总统，英国也正是因此退欧成功（可能这也是为什么勒庞能够获得法国总统的竞选资格）。但在人口更加稠密的亚洲、非洲，这些情况却并未出现。
更为重要的是，整个西方世界只拥有全球12%的人口，而余下的88%，分布在全球的角角落落。世界上绝大多数人（除了少数阿拉伯国家和朝鲜）的生活状况，比过去的任何时候都要好。
以亚洲三个人口最多的国家（中国、印度、印尼）为例。三个国家共计拥有近30亿人口，正如这组数据所显示的那样，他们的生活水平比以往的任何时候都高，并且在未来的数十年中，还会再有显著的提升。
2010年至2020年的这十年，也许是亚洲即将经历的最好的十年。在亚洲，中产阶级的人数实现了从2010年的5亿到2020年的17.5亿的飞跃式增长。简而言之，在十年内，亚洲新增的中产阶级人数甚至能够达到西方世界总人数的1.5倍。
究竟发生了什么？答案同样很简单：这是理性的胜利。西方先进科技的传播即是最好的证明——举一个最为基础的例子：世界各地的人们都享受到了现代西方医学带来的便利。如今，理性取代了迷信：在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从经济政策到环境保护、从教育到城市规划——各国纷纷效仿西方的实践。
悲观从何而来?
如果世界正在变得更好，为何在西方，人们反而更加悲观呢？答案很简单：自1991年苏联垮台以来，西方世界一直奉行着一种有着根本缺陷的发展战略。就像二战时英军试图保卫新加坡，但当日军从北边登陆时，他们的炮口却指向了南边。
更加直白地说，西方诸国自以为他们在冷战中取得了“巨大的、史诗般的、激动人心”的胜利。因此，与之同时发生的亚洲的“回归”为他们所忽略——这是比冷战更大的挑战。上世纪80年代，中国决定重新加入世界经济秩序；印度也在90年代重返世界经济舞台。毫无疑问，近30亿亚洲人口的参与，动摇了既有的世界经济秩序。然而西方社会却忽略了这一切。
西方社会之所以忽略了这一切，是因为人们沉溺在“西方常胜”这一自欺欺人的思想中无法自拔。弗朗西斯·福山的著作《历史的终结》就很好地体现了这一点。西方社会对全世界实行干涉主义的战略，然而这一战略本身却有所缺陷。事实也证明，许多干涉行为的后果是灾难性的。麦克尔·曼德鲍姆（Michael Mandelbaum）提到过：“克林顿政府的所作所为并不鼓舞人心：这一政府曾承诺维持索马里区域的秩序与稳定，曾试图在海地终结无政府的状态并建立民主秩序，还曾以“维持国家统一”的名义轰炸波斯尼亚，结果该地区却仍旧四分五裂。”
“9·11事件”让情况变得更加糟糕。袭击发生后，小布什总统及他的新保守主义幕僚们决定入侵伊拉克——之前美国曾入侵阿富汗。十年之后，逃往欧洲的难民中，有三分之二来自以下三个国家：伊拉克、阿富汗、叙利亚。
但真正的灾难性后果并不止如此。西方的战略家们被“9·11事件”分散了精力，没有意识到2001年发生的最重要的事件其实并不是“9·11事件”，而是中国加入了世贸组织——十亿劳动者参与到了全球贸易体系中，毫无疑问会带来大规模的“创造性毁灭”。随之一同到来的，还有大规模的失业。
鉴于西方社会未能妥善处理其所面临的经济挑战，其发展战略也有一定缺陷，特朗普赢得竞选、英国退出欧盟也就是情理之中、合乎逻辑的结果了。在西方被分散了精力的同时，中国悄然崛起。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数据显示，1980年，按购买力平价(PPP)计算，美国贡献了全世界GDP的25%，而中国仅贡献了2.2%；到了2016年，美国所占全球GDP比例跌至15.5%，而中国则跃升至17.9%。
西方相对衰落
从战略角度讲，西方世界的悲观态度是有其理由的：从1820年到1980年左右，西方的经济实力要么在稳步增长，要么雄踞全球霸主地位。然而在过去的三十年间，北美、西欧诸国的GDP总和占全世界的比例从1990年的51.5%跌至2014年的33.45%。
与此同时，另一项更具破坏性的改变也在悄然发生。西方社会遭遇大规模失业，工人们的收入大幅度下降，精英群体却从日渐加速的全球化进程及亚洲的回归中赚得盆满钵满。
RW Johnson很好地描绘了美国工人们的悲惨处境：“1948年到1973年，生产力提高了96.7%，实际工资提高了91.3%，二者基本步调一致。那时，钢铁、汽车产业为工人们提供了足够多的‘铁饭碗’,他们的工资足够供孩子上大学并步入中产阶级。然而自1973年到2015年，全球化迅速发展，许多工作岗位都流失到了国外。这一时期，生产力提高了73.4%，人们的收入却只提高了11.1%。自2000年起，应届大学毕业生的工资就一直在下降。”
为何依旧乐观？
如今，西方社会所面临的本质问题相当简单。我们失去了一切吗？西方的实力及影响力会逐步衰退吗？西方社会还有希望吗？西方世界能从世界各国的复苏中获益吗？
答案相当简单：西方世界可以从各国的崛起中获益。世界上88%的人口的崛起可以带动那12%的西方人口的发展。为了实现这一愿景，西方领导人及权威人士们需要调整自己的心态，这十分重要。
西方世界应当学会分享权力，而非一味追求对世界的控制权。亚洲人也可以掌管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同样重要的是，西方权威人士在谈及世界上其他国家时，必须抛下居高临下的傲慢态度。中国、印度、东盟等日渐兴起的亚洲经济实体应当受到更多尊重。联合国安理会应当立即接受印度成为其成员，英国和法国则应当被除名。
西方人似乎难以接受这些提议。但最近，同样令他们难以接受的是，世界上的其他国家比西方更加乐观。因此，西方世界必须正视现实——尽管难以接受，但现实是不可避免的。
Kishore Mahbubani是《大趋同：亚洲、西方及“一个世界”逻辑》一书的作者。他的新作《东盟奇迹：和平的催化剂》将于2017年上半年由新加坡国立大学出版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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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Kishore Mahbubani, 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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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达沃斯博客翻译小组·彭永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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