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首次发表于《报业辛迪加》
新的治理模式对我们的世界至关重要——我们需要将社会和自然环境放在首要关注地位，而不是商业和经济；
在全球治理中有个亟待解决的问题：机构和领导者已不再以目标为导向；
随着第四次工业革命和气候变化扰乱了人们当前的生活，公共和公司治理也需要随之改变。
在新冠肺炎疫情结束的时候，我们的世界需要一个崭新的治理模式，其将会在几个基本方面都和以往不同。虽然金融，经济和商业仍然至关重要，它们必须为社会和自然服务——而不是反过来。
在2022年，新冠肺炎疫情和由它引起的各种危机都终于开始消退。然而，即使在最好的情景下，新挑战的风暴也近在眼前：比如气候行动失败和社会凝聚力的侵蚀。要解决这些问题，领导人们需要采用新的治理模式。
全球治理亟待解决的问题
当机构被很好地管理时，我们很少注意到它们。它们像是无形的基础设施，支撑着经济发展，维系着各个方面的社会秩序。二十世纪下半叶，“足够好”的治理会使经济增长、社会和平。
然而，现在很多人对他们的领导者失去了信心。面临日益增长的风险和应对风险的集体性失败，人们不得不开始寻找罪魁祸首。有些人指责无能的政治领导人，另一些人则怪罪达沃斯精英式的首席执行官，而正在壮大的绝望的少数派认为，当前的厄运和黑暗是精英阶层的阴谋。
事实情况比这更加复杂。无论是气候变化还是社会分化加剧，或是传染性疾病的重新出现、债务危机和技术监管不足，我们未能预见和处理这些全球化风险的核心是一个尚未解决的全球治理问题——机构和领导者们已不再以目标为导向。
三种不同的治理模式
我们倾向于把历史看作一系列惊天动地的大事，但是全球治理的退化更像是渐进的侵蚀。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治理模式1.0”时期，公共和公司治理都以“一个人”的规则为标志：民选或非民选的“强大领导者”和“老板”。这种领导方式在一个信息成本高、等级权利和管理相对平稳、技术和经济进步几乎惠及所有人的社会中发挥了良好作用。
在20世纪60年代出现的“治理模式2.0”，肯定了物质财富的首要地位，并与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的“股东资本主义”和渐进式全球金融化的兴起相吻合。新的经理阶层只对控股人负责，拥有最高治理权，并能接触到全球各个地方。尽管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让治理模式2.0备受打击，这种狭隘的愿景仍然得以持续，直到新冠肺炎疫情爆发。
新冠肺炎疫情引起的残酷社会经济冲击，带领我们进入了“治理模式3.0”时代。目前，危机治理主导决策，领导者们专注于运营思维，相对忽视了可能出现的意料之外的情况。这种短期的、反复试错的方法，导致了对疫情和其社会经济影响管理的随意性。
治理模式4.0会是什么样？
当新冠肺炎疫情结束时，我们会需要一种新的治理模式。“治理模式4.0”将在几个基本方面与以往不同。
首先，新模式将用长期战略思维取代目前的短期危机管理。在关注新冠疫情、社会经济危机以及人们心理健康的同时，我们必须采取行动应对气候变化，扭转人类活动引起的生物多样性损失和环境破坏，并解决相关的社会挑战，例如非自愿移民。
第二，治理模式4.0必须淘汰过去流行的狭隘视野和自上而下的治理方法。我们生活在一个复杂而相互联系的世界，而不是一个没有间断的线性世界，这意味着社会中每个利益相关者的角色和责任都必须改变。企业不能再忽视其对社会和环境的影响，政府也不能再认为其能解决所有问题。
第三，当前对于狭隘经济观念和短期金融利益概念的追捧必须停止。相应的，社会和自然的首要地位必须成为所有治理体系的核心——无论是企业还是政府。虽然金融和商业仍至关重要，它们必须为社会和自然服务，而不是反其道而行之。
领导者需要成为新治理时代的先锋
世界已经改变，公共和公司治理也必须随之改变。今天，像第四次工业革命和气候变化这样的重大结构性转变，正在扰乱每个行业和权力中心。像区块链这样的技术，正在用分散的、自主的实体取代集中式和分级式的组织。社会、经济和数字方面的不平等也在增加。
目前，许多领导人仍然停留在“治理模式2.0”的股东资本主义心态，一些团体也仍在支持“治理模式1.0”的强人领导结构。只要新冠肺炎疫情仍然是个威胁，“治理模式3.0”的危机心态将持续主导董事会和内阁的讨论。
值得欣慰的是，许多领导者已经在思考和行动上成为了新治理时代的先锋：倡导环境、社会和治理指标的企业高管，以及包括法国总统埃马纽埃尔·马克龙和意大利总理马里奥·德拉吉等正在消除壁垒的政治领袖。无论如何，年轻人们正在要求一个更好的未来。
本文作者：
克劳斯·施瓦布，世界经济论坛创始人兼执行主席
本文由世界经济论坛和报业辛迪加联合发布，原载于世界经济论坛 Agenda博客，转载请注明来源并附上本文链接
翻译：程杨
校对：王思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