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十年来，当发达国家的旅客来到低收入国家游玩时，最令他们难忘的就是智能手机以及移动互联网的普及。移动科技在亚非拉国家的社会和经济发展中扮演了重要的作用——法国、英国这样的西欧国家在上世纪70年代也经历了相同的过程。家庭关系、社会关系以及商业、教育机遇也随着移动科技的发展，一同发生了转变。
对于这样的技术转型来说，欧盟于1987年实施的强制性技术标准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当时，根据相关法规，横跨欧洲大陆的设备以及服务市场得以建立，GSM标准在全球得到推广应用。2004年之前，GSM服务的用户累计超过10亿人。法律法规在全球得以推广，意味着移动设备和网络设施能够大规模生产。因此，产品价格大幅下降，不同国家之间的网络连接也变得更加简易。
实际上，很多法律法规都扮演了“标准制定者”的角色。有人认为，法规会不可避免地对行业带来负面影响，但这种看法过于片面。实际上，法律法规可以通过以下三种方式促进经济的发展。
首先，GSM标准的例子告诉我们，法律法规能够创造市场，并扩大市场。当面临技术竞争时，如上世纪70年代Betamax和VHS之间为争夺视频录像带的标准制定权，相关标准就能被快速制定下来，消费者们就能从中获益，不会把钱财白白花费在使用了过时标准的产品之上。当像欧盟这样的大规模市场通过法律的形式制定了产品标准，美国、中国等大规模经济体就能够很快地加入其中，从而形成“价格降低-品质提高-需求增加”的良性循环。
这种良性循环对于经济发展来说至关重要，这也正是为何英国企业愈发担忧，在英国退欧之后，英国国内的相关法律法规不会与欧盟法规保持一致。英国工业联合会（CBI）在咨询了数千名成员之后，呼吁英国的国内法律应当与欧盟有关货物、服务贸易以及数字标准的相关法律“持续保持一致”。对于经济增长来说，市场的规模无比重要。
其次，法律法规能够鼓励竞争，从而促进经济的发展。乍一看，这种说法似乎自相矛盾。实际上，很多法律法规允许寻租行为。垄断部门的企业时常会抱怨遵守法律法规会为他们带来诸多负担。然而，他们之所以不会面临竞争对手，正是因为法律法规为市场准入设立了很高的门槛。遵守法规的成本正是他们为自身的市场影响力所付出的成本。
然而，有些部门，比如金融部门，则并非事事都需由法律法规所束缚。政府官员通常会认为每当金融市场出现问题，就需要制定法律来保护消费者，这就导致了法律法规的冗杂，带来人们所不想看到的结果，使得整个金融体系变得无比复杂。金融部门目前面临的问题包括审查项目过多，不当交易数目较多等，新的法律法规似乎并未起到很好的作用。这样，很可能形成“出现问题-制定法规-出现新的问题”的恶性循环。
因此，高明的法规制定者希望鼓励良性竞争。英国金融行为监管局（FCA）使用了“沙盒”的方式来对新兴科技和商业模型进行检测，无需制定过多的法律法规。不仅如此，FCA还希望能够在全球推广这种模式。
不仅如此，如果我们对设立新的法律法规进行成本收益分析，我们也会得出相同的结论。然而，这样的评测是渐进式的，只会间隔性地对法律框架整体进行评测。这种思考方式有时也会导致灾难的发生——格伦菲尔火灾即是一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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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些新兴部门，或是新兴科技将会被应用的部门，法律法规能够建立起新的市场。例如，法律法规能够消除创新产品的信息不对称——通常来说，所运用的科技越是先进，不对称性就越是严重。除此之外，法律法规还能为现有企业和新兴企业搭建公平的竞争平台，使得创新公司能够扎根。此外，法律法规还能为新产品、新服务的效能和安全性提供保证，设立行业最低标准。这样一来，消费者们也愿意尝试新的事物。
最后，法律法规还能很好地保护消费者，这也正是经济发展中重要的一环——即使企业的短期利益有可能减少。社会总福利并不是由企业的利润或是GDP增长率所决定的。CBI就退欧后的法律法规进行过讨论，最不希望和欧盟法律保持一致的是废物处理、环境服务以及供水部门。欧盟设立了极高的环境标准，大大提高了这些企业的成本，减缓了他们的发展速度。然而，众所周知的是，GDP增长并不能完全说明环境外部性。
此外，我们还不应当忽略这一点：法规制定者应用法律法规进行管理的方式也同样重要。他们的行为有时甚至会阻碍市场竞争，影响经济发展，损害消费者的利益。但这并不是什么重大的问题。只要我们能够认识到法律法规对于经济发展的重要性，我们的讨论就不会局限于政治方面——我们关注的重点将会放在如何合理立法等关键问题之上。
作者：Diane Coyle，剑桥大学公共政策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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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彭永康
责编:张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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