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中国的新冠病毒感染病例数量大幅减少（现几乎仅剩输入性病例）工人开始重返工作岗位，年轻人也回到学校上课了。
以下为上海封城后24小时内的三种不同生活。
中国东部的这座大都市似乎正在恢复常态。马路上的车流量变大了。地铁站里再次挤满了通勤者。
但对许多上海人来说，这场危机远远没有结束。这种大流行病不断以各种甚至很痛苦的方式影响着他们的生活。
为了记录这座城市疫情中的真实生活，《第六声》邀请了三位上海市民分享他们在3月3日这天24小时内的经历。以下为他们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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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上7:20：女儿
包薇（音译）是一名人力资源经理，有一整天的工作要做。但首先，这位37岁的女士停留在位于徐汇区中心的上海市肿瘤医院。去年10月，她母亲经诊断出患有甲状腺癌，她去那里是为了再次尝试给母亲预约手术。
截至3月3日，全国范围内有8万多人感染新冠病毒，近3000人死亡，中国的医疗系统已经遭到破坏，这使预约非必要的医疗程序变得愈发困难。对于包女士的母亲来说，情况更为复杂，因为64岁的她没有上海户口。她原籍在黑龙江省的东北部，于4年前包女士产女后才搬到上海来帮忙照看孩子。
仅限有上海身份证的病人才能在上海市肿瘤医院预约，但包女士别无选择，只能一试。自从母亲的病确诊后，她的癌细胞已经从甲状腺扩散到周围的淋巴腺。
我的家人无法应对手术进一步推迟可能带来的风险。—— 包薇，上海市民
在医院大门，保安用红外扫描仪对来访者进行体温检查。然后，在门诊部进行第二轮检查：第二次体温检查，详细记录每个人的健康状况与旅游史以及检查每位来访者的健康二维码。健康二维码是一种新型监测工具，各个城市用其来追踪用户是否有密切接触病毒携带者。
包女士坚持自己去肿瘤医院，让母亲待在家中。最初，病毒爆发的中心城市是武汉，而且由于卫生保健设施内患者人数众多，大规模新冠病毒感染均源于此。2月中旬，也就是中国新冠病毒最严重的时候，她首次去往武汉。回上海后，她担心会影响到她3岁女儿的健康，因而租来一间公寓进行两天的自我隔离。
完成安全检查后，包女士前往医生办公室外的护士站。她解释了她的情况。幸运的是，护士们很同情她，并向她保证她有机会与医生谈谈，因为医生当天早上仅有三个预约。
早上8：15，医生把包女士叫到他的办公室。当医生得知包女士的母亲没有上海户口时，便拒绝了她的预约请求。
包女士向医生求情，解释了她母亲的紧急情况。医生稍微缓和了一下，提出了一个可行的解决办法。他告诉包女士，让她下午去在城市另一边的肿瘤医院浦东分院与他见面。非本地病人可以在那里登记。但他建议包女士带着可以证明她母亲在过去两周内没有离开上海的文件。
包女士离开了肿瘤医院，回到她的公寓，以寻找她所需要的证据文件。
早上8:30：上班族妈妈
几个街区之外，沈冬梅（音译）正紧张地为一天的工作做着准备。这位31岁的女士是黄浦区中心的一所小学的老师，今天是自3月2日恢复教学后的第二天。
目前，上海学校所有的课程均为网络授课，这给像沈女士这样的上班族妈妈带来了额外的压力。她必须照顾她的学生，同时还要照看她4岁的女儿。
沈老师很早就起床，以确保她的女儿能早上8：30前洗漱好，穿好衣服并且吃好饭。现在，她把孩子在她的卧室里安顿好，用广播应用播放一个故事，这样她就可以为当天的第一节课做准备了。
我觉得我像一个女超人，充分利用每分每秒。—— 沈冬梅，上海市民
“我告诉她要听故事，自己玩玩具，不要发出任何声音，因为妈妈要工作，”沈告诉《第六声》。
在上海，每节网络课程分为两部分。首先，电视上会向一年级到高中三年级的所有学生播放一个录制好的20分钟课程。然后，像沈老师这样的班主任会回答学生关于课程内容的问题，并帮助他们完成布置的作业。
当天，第一节是语文课，沈老师给31名四年级学生上课。网课结束后，沈老师让学生录下自己背诗的语音，并通过语音消息发送给她。
沈老师说：“我纠正了他们错误的发音、停顿或强调。对于小学生，我们要求他们能够流利地背诵诗歌，并理解其基本意义。”
沈老师表示，学生们大多都在积极地参与网络课程，这种课程是通过一款名为“晓黑板”的特殊视频与通讯应用程序进行授课。然而，在她31名学生中，有4人没来上课。“后来，我从他们父母那里得知，这几名学生的手机被没收了，无法使用这款应用程序，”沈老师说。
上海教育部门已经禁止教师强迫学生每天上网交作业，以避免在大流行期间给孩子们带来过多压力。但是，沈老师认为她有义务去检查学生缺勤情况。
沈老师说：“在我的班上，孩子们有着不同的家庭背景，有的父母离异，有些则是忙于自己的事业。如果他们的父母不太关心他们（学生）的学习，我可能是唯一能推动他们前进的人。”
上午10点，当学生们开始上第二节视频课时，沈老师就在电话会议上与其他四年级语文老师讨论当天的家庭作业。这种会议可能会耗费大量时间，但在大流行期间，这也无法避免。
沈老师说：“上海的学生已经拿到了课本，但却没有答案。我们也没有答案。所以我们每天都要讨论这些问题。”
上午10:10 ：女儿
穿过市区，包女士已经回到了她在浦东新区东部的住宅小区，并直接去当地居委会，请求工作人员给她开具证明，以帮助她母亲得到及时治疗。
然而，工作人员对包女士的请求无动于衷。包女士说：“他们问我说：‘我们怎么知道你母亲在过去14天里没有离开上海呢？‘”
包女士试了一种不同的方法。她给母亲的移动运营商中国移动发了短信，随后运营商回复一条信息，确认手机主人在过去两周的时间里一直待在上海。
包女士带着这条短信，回到居委会办公室，再次试图说服工作人员给她开具证明。最后，工作人员给了她一封有盖章的信，信上写着包女士的母亲是他们小区的居民，而且到目前为止，该小区还未出现新冠病毒确诊病例。
这并不是包女士真正需要的证明文件，但是她希望这会起到同样的作用。上午11点，她终于回到了自己的公寓，打开笔记本电脑，开始工作。
上午11:30：父亲
在浦东新区附近，另一位家长来到了当地教育局的门前。这位李先生是来向教育局请愿的，请求教育局能让他的女儿在当地一所小学就读。
上海顶尖学校的入学竞争非常激烈，家长们往往会斥巨资以在一个好学区购入一处房产。李先生是一家跨国公司的销售主管，他在2018年就这么做了，买了一套400万元（约合62万美元）的公寓，让他的女儿有机会在附近上小学。
新大楼的建设原预计在2月份完成，此时正好能赶上李先生女儿4月份入学。但是，新冠病毒却扰乱了这项计划。
“由于这场大流行病，上海所有的建筑工地都关闭了，包括我将来新家所在的工地，”李先生说。由于事情的敏感性，他拒绝透露自己的全名。
2月中旬，李先生与其他业主都收到了开发商的一封信，信中表明该项目不会按时完工。这一消息让李先生女儿入学一事变得岌岌可危，其他30个孩子的家庭也因同样的原因在此购房。
几位受影响的家长已经同意在教育局见面。他们计划说服公务人员，如果该项目推迟到4月以后，希望他们可以对正常的入学程序破个例。
我们理解大流行病的严重性……但不应该是我们这种有学龄儿童的家庭为此付出代价。——
李先生，上海市民
然而，李先生在工作时被一个冗长的电话会议困住了，以至于他到教育局时其他父母已经离开了。他试图与公务人员见面，但局里没有人愿意见他，理由是大流行病盛行。门口的一名保安说，其他父母提交了一封请愿书，以供教育局考虑。
中午12：00：上班族妈妈
沈老师已经上完了上午的课程，现在正忙着准备午饭。她一边做饭，一边教女儿一些新汉字，并给她读一些故事。
沈老师说：“我觉得自己像个女超人，充分利用每分每秒。”
下午1点，这位妈妈会让女儿睡个午觉，此时她才能松一口气。孩子睡觉时，她会给学校写一份关于当天课程的报告。网络教学比课堂教学要耗费更多时间。
沈老师说：“我不得不对不同的学生重复相同的答案，因为他们会单独给我发消息。在此之前，我们会一起在课上解决问题。”
下午1:30：女儿
这位老师在写报告的时候，包女士正在上海市肿瘤医院浦东分院的医生办公室外焦急地等待着。她在医生开始接收病人前半个小时到达，但她前边还有12个人在排队等待。
下午3：00，终于轮到包女士了。令她欣慰的是，医生告诉她，他已经与医院沟通了她母亲急需做手术的事。
但是，在医院同意她进入住院部之前，包女士必须填写一份表格，说明她与母亲没有任何感染新冠病毒的症状，最近几周没有离开上海，也没有接触过任何病毒感染者。
包女士说：“医生强调，任何作出虚假陈述的人都将承担法律后果，不仅对我，对其他人亦是如此，我完全理解医院方面的困难……说实话，我也担心医院内部可能会出现交叉感染。”
下午3：20，包女士成功地为母亲预约了两周后的手术。尽管她经历了很多困难，她想知道这场大流行病是否会真的让她母亲更容易得到快速治疗。
包女士说：“大多数不需要做挽救生命手术的病人都选择了拖迟手术。但对于病情迅速恶化的癌症患者来说，新冠病毒远没有癌症可怕。医院会优先为他们治疗。”
下午4：00：父亲
李先生在教育局碰壁之后回到办公室，但他决定下午去建筑工地看看情况。
他在微信上与其他400名业主进行聊天，许多人都积极地向为自己所遇事件请愿，拨打政府热线电话，并通过电子邮件向地方政府投诉。他们的坚持鼓励李先生做进一步的努力。
然而，令他失望的是，该工地看上去与1月中旬一模一样。李先生说：“建筑垃圾还在那里。看不到工人。我们无法联系到这家房地产开发商的员工，即便他们在那里还有一间办公室。”
下午4:30 ：上班族妈妈
上海下午的课程终于结束了。最后一节课是德育课，课上要求学生们分享他们关于“学会尊重其他人”的想法。沈老师说：“我让他们把这个话题与当前的大流行病结合起来。“
一般情况下，沈老师会在下午4点课程结束后不久就可以下班。然而，今天，她似乎开始了另一轮工作。她给女儿准备了一些零食，重新打开讲故事的应用程序，并告诉她几个小时内不要打扰妈妈。
沈老师笑着说：“我给了她一些豌豆，她常常会安静地剥一个小时。“
下午4：30，沈老师从其他学科老师处收集了当天的作业，并整理成一份文件，通过“晓黑板“发给了她的班级。
学生们需要在下午6点前完成作业，此时老师会宣布正确答案。然后，学生们改正作业中的错误，之后将完成的作业照片上传到“晓黑板“上。然而，实际上，沈老师大概花了90分钟的时间回答学生们的问题。
沈老师说：“每当”晓黑板“应用提示音响起的时候，我都需要查看收到的消息。如果学生们犯了错误，就得给他们回消息，解释错误以及原因。”
晚上6点，沈老师的丈夫下班回家后，沈老师如释重负，可以照看孩子并做晚饭。沈老师说：“我最忙的时候是在晚上6：30到7：30，那时大部分家庭作业都交上来了。但最晚的作业在晚上9：30才交上来。“
晚上10:30：父亲与女儿
李先生直到晚上10点以后才回复完工作相关邮件，这因为他白天离开办公室的时间太长了。他告诉《第六声》，在接下来的几天里，他可能会请假以继续向教育局请愿。
李先生说：“上海的家庭会倾其所有以让孩子上一所好的学校，我的家庭也不例外。我只有一个孩子。我们将尽一切努力让她入学。“
包女士也会熬夜到很晚。她表示，她的工作时间很灵活，因此她的工作不是她压力的来源。但是她非常担心母亲的身体健康。最近几天，这位退休老人一直在发低烧。
包女士说：“一些癌症患者都会遇到这个问题，但如果她在我们收到入院通知那天发高烧呢？这可能就是一个问题。”
附言
在接下来几天里，《第六声》再次联系了三位受访者，询问他们的最新情况。
李先生表示，房地产开发商承诺在4月底之前完成新房的建设，这可能会让他的女儿按时入学。
沈老师仍在家里工作。目前，她已将女儿送至上海郊区的爷爷奶奶家，以便让她能更轻松地应付日益增加的工作压力。
3月12日，包女士的母亲终于在上海市肿瘤医院接受了手术。手术很成功，她恢复得很好。
本文作者：
Ni Dandan，资深记者，《第六声》
本文由世界经济论坛与《第六声》联合发表，原载于世界经济论坛Agenda博客，转载请注明来源并附上本文链接。
翻译：程杨
校对：王思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