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已经重拾自信。在经历了一系列挫折之后，欧洲的中心在左右两翼的夹击中立于不败之地。
但是信心的重塑并不能成为骄傲自满的借口。这场风暴已经席卷欧洲多国的选举当中，包括英国、波兰、希腊和法国，所以欧盟很难全身而退。而且现在普遍存在一种急迫和不满的情绪，从而导致了分歧不断。自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欧洲几乎一直笼罩在持续的危机阴影下，但是各国仍然没有就未来行动和规划达成一致。
改革讨论中的主导话题一直都围绕着欧洲国家不同的发展速度而展开，这反映出欧洲各成员国在同一领导者的带领下，以不同速度走向共同终点的愿景。但它忽略了选民的疑虑和反对，而英国退欧公投就是这众多例子中最近发生的一个。
最重要的是，它忽略了各国的需求。毋庸置疑，欧洲需要一个共同的愿景，但是依此愿景当选的各成员国政府在执行时更多的还是关注国内事务。
从根本上而言，我们需要从欧洲各国不同的需求而非不同的发展速度来思考这个问题。
的确，欧洲有共同的价值观和公民自由，欧盟也有共同的标准，但是组成这一联盟的各成员国身份同样需要获得尊重。共同的价值观并不能延伸到社会及劳动力市场改革的具体规章条文、税收的不同等级或是单一市场核心以外的规范中。
欧盟各成员国、潜在成员国甚至是准备退出欧盟的国家由于目前的工业基础、人口发展、意识形态差异与战后负担不同，因而各自的需求存在巨大差异。根据世界经济论坛发布的《全球竞争力报告》，欧洲最具竞争力的十大经济体中，有八个都是位于西北欧的欧盟国家，其余两个分别是瑞士和挪威。
尽管当前迫切需要缩小南北欧之间竞争力的差距，但是既不能从上层采取相关措施，也不能将其视为欧盟内部贸易往来的唯一标尺，而且现实一点的人都不会认为这样的鸿沟可以立刻消失。
然而，显而易见的是，促进欧洲经济的公平能够惠及所有公民，有助于重塑欧洲对于周边国家的号召力，共同致力于为这个饱受冲突和危险摧残的世界打造稳定性。
欧洲领导人需要找到正确方式，考虑各国不同的需求，甚至是认知方面的差异，因为它们确实存在，英国与部分欧陆国家间的差异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做该做的事不等于做正确的事
德国有理由感到高兴，因为该国非常顺利地度过了经济危机，将失业率保持在可控水平，甚至在某些领域变得更强。但是作为欧洲人，我们必须承认，逐渐扩大的贸易顺差正带来不平衡，且这种模式或是不可持续的。
柏林对于欧洲的年轻人而言有强大的磁场效应，而且那里劳动力市场整体的强大吸引力只会进一步拉大南北差距，导致难以实现从现金投资驱动向人才和创新拉动的经济模式转变。
我比较现实，很清楚没有哪国政府会在竞争激烈的选举前几个月同意大量免除债务。但是我相信，在竞争力更大的欧洲国家中，领导人会看到确保欧盟成员国之间互利共赢、一同进步的深远影响。
德国的联合政府不顾国内大规模反对，决定接纳为躲避战乱和杀戮的叙利亚和伊拉克难民。该国将大量政治资本投入到如此富有争议的事务中，从长远来看，这对于一个面临人口挑战的国家具有重大意义。这反映出一种超越国家利己主义、充满同情心和责任感的领导力典范。国家利己主义通常可以带动布鲁塞尔的政治进程，但却扼杀了进程中的改革努力。
在此，我想呼吁政坛及私营机构的领导人可以效仿这一做法。其次，我还希望我们能共同抵制欧洲政治版图上存在的某些误解，不要认为妥协就是软弱和低效的象征。实际上，妥协是我们民主决策宝库中最重要的工具，也是欧盟的基石之一。
作者：
克劳斯·施瓦布 世界经济论坛创始人兼执行主席
Abby Norman，Futurity科学版块副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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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刘博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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