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省理工学院的一项研究显示，远程办公阻碍了创新创造；
研究者们发现，新冠肺炎疫情期间，研究所各单位间的邮件通信大幅减少；
这导致同事间的“弱联系”减少，不利于孕育新点子，从而影响团队的创造力；
平衡员工之间的在岗互动和远程互动似乎是解决该问题的最优方案。
远程办公逐渐取代到岗上班，这样的转换会带来什么后果？麻省理工学院的一项研究有一些最新发现。研究人员表示，远程办公会损害那些激发创造力的工作关系。
Carlo Ratti是一名城市技术与规划实践教授，同时担任麻省理工学院可感知城市实验室主任。他表示，在世界各地办公室和科研实验室受疫情影响封控了两年半之际，“我们终于可以用大量的数据来回答一个关键问题：疫情导致的大规模远程办公对员工的创新创造能力有什么影响？之前我们只能靠猜测，但现在我们总算能用真实数据进行验证了。”
从2019年12月开始，麻省理工学院的研究人员与得克萨斯农工大学、意大利国家研究委员会、丹麦技术大学和牛津大学的同事一起进行了一项为期18个月的研究，分析了一个由2,834名麻省理工学院研究员、教职工和博士后研究人员组成的匿名电子邮件网络。他们关注的不是邮件内容，而是由发件和收件地址组成的网络结构。
2019年3月下旬，新冠肺炎疫情使得麻省理工学院的大部分实地研究被迫中止。随着工作模式向远程办公转变，不同研究单位之间的电子邮件通信频率下降，这导致研究人员之间所谓的“弱联系”减少，不利于新想法的交流和创造力的培养。
弱联系指的是电子邮件网络中没有共同联系人的两个人之间的联系。换句话说，如果不存在和A、B二人都有联系的第三人C，那么A和B之间就形成了一层弱联系。与之相反，“强联系”是一种使得我们反复接触相同想法的交流模式，这种模式在疫情封锁期间更为普遍了。由此以来，人们的“自我网络”（也就是一个人的独特的关系网）变得停滞，每周的人际联系也变得更加相似。
该研究发表在8月22日的《自然计算科学》杂志上。
研究人员假设，物理上的接近在发展弱联系上起到了一定的作用。比如，如果校园内有两个距离很远的实验室，两地的研究人员平时不太可能偶然相遇，那么在开始线上办公之后，他们之间的联系也不会明显减少。本项研究的相关数据证明了这一假设。
Paolo Santi是麻省理工学院可感知城市实验室和意大利国家研究委员会的研究员，他表示：“我们的研究表明，相同办公地是促进弱联系形成的关键条件。数据显示，从2020年3月23日起，麻省理工学院内部的弱联系大幅减少，下降了38%。”这意味着此后的18个月里总共有5,100多个弱联系消失了。
“弱联系”有利于创新的观点可以追溯到1973年社会学家Mark Granovetter发表的一项研究，他写道：“如果让缺乏弱联系的人来推广相对前沿的革新，那么这项革新很可能只会局限于少数派系。在我看来，这项工作最适合交给那些拥有许多弱联系的人来做。”
Granovetter的研究“给相关的社会学研究开了个头，随后有大量实证结果证实了他的想法，”Ratti如是说道。
在《自然计算科学》杂志的一篇评论文章中，佛蒙特大学的研究员John Meluso将“弱联系”这一概念称为“社交网络中最古老的理论之一”，但他同时也指出，这种联系具体是由
什么产生并维持还有待探究。他还提到，这项新研究所使用的计算技术揭示了“接近性”的因果机制，即物理上的临近能够增加创建新连接并加强现有连接的几率。
这项研究不仅关注了弱联系大幅减少的封控时期，还关注了自2021年7月15日以来研究员陆续返工的过渡阶段。研究小组发现，在此期间，科研同事之间的弱联系得到了部分恢复。研究人员根据相关发现创建了一个模型，该模型预测全面返工将带来“弱联系的完全恢复”。
Ratti和同事们建议，公司或组织在完善他们的后疫情时代远程工作政策时，应该设法鼓励跨部门和跨研究单位的偶然互动，以促进创新多样的信息传播。正如Ratti解释的那样，这样的互动能为参与者创造接触“各种各样的人和想法”的机会。同时，研究者承认，远程或混合的工作模式能给个人带来不少好处，尤其是给了他们很大的灵活性。
Ratti说：“雇主们不该丢弃疫情教会我们的这种灵活性。我们的研究表明，平衡员工之间的在岗互动和远程互动似乎才是解决问题的最优方案，这能帮助我们过渡到混合工作模式的后疫情时代‘新常态’。”
Ratti表示，为实现这种平衡，我们可能需要对激活弱联系所需的最少到岗工作量进行建模，同时把适合个人办公的传统办公室转变为更开放、更有活力的空间，从而鼓励所谓的自助餐效应，即让多元背景的人们能够坐在一起交流分享观点；或者打造出基于活动的办公区域，使得不同群体有机会汇聚。
本文作者：
Michaela Jarvis
本文与MIT News合作发布。本文原载于世界经济论坛Agenda博客，转载请注明来源并附上本文链接
翻译：张一凡
校对：王思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