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将如何推动中产阶级的复兴

在今天的美国，中产阶级的生活成本平均比20年前高出30%。相对于1980年以来中产阶级收入的变化，住房成本增加了大约100个百分点；医疗成本增加了近200个百分点；教育价格则飙升了600多个百分点。

瑞士信贷的《全球财富报告》（Global Wealth Report）显示，美国的财富差异在200个国家中是最大的——可以说美国正在滑向经济悬崖。也许在一代一次的转折点上，新冠肺炎已经把我们推下了这个悬崖。

好消息是，我们有一个降落伞来防止我们遭受巨大的经济打击：女性。女性是过去几代中产阶级收入背后的驱动力，她们将推动后疫情时代中产阶级的复兴。总统乔·拜登实行彻底的利益相关者理念，会释放出女性的全部潜力。

美国曾经繁荣的中产阶级状况日益恶化已经不是什么秘密了。如果在过去40年里的经济增长速度维持二战结束到20世纪70年代初之间的水平，那么今天年薪为5万美元的人的收入将几乎翻一番：根据通胀调整后，这个数字在92,000美元到102,000美元之间。

可以肯定的是，中产阶级并不是唯一一个衰落的阶级。如果过去45年的经济繁荣得到公平分配，那么90%的美国人每年将多挣2.5万亿美元。

在此期间，中产阶级家庭取得的小额收益增长（平均每年收入增长约1.3％）几乎完全归功于女性。事实上，如果女性对家庭收入的贡献保持不变，那么中产阶级的平均收入在1979-2018年间只会增加1,082美元。幸运的是，事实并非如此。在此期间，中产阶级家庭的总收入增长中有90％以上是女性促成的，女性使其家庭收入增加了12,139美元，而非少得可怜的1,082美元（从1979年的57,420美元增加到2018年的69,559美元）。

受益于这一增长的不仅仅是中产阶级家庭。自1970年以来，越来越多的女性加入到有偿劳动力队伍中，为美国整体经济增加了两万亿美元。如果我们缩小劳动力中的交叉性别差距，那么还会有7,890亿美元的资金。或者，我们可以更进一步，缩小所有交叉性别平等差距（劳动力参与度是其中的一个子集），我们的经济总扩大会达到两万亿美元。选择权掌握在我们手上。

如果我们选择了交叉性别平等的道路，释放出经济效益，那么有些事情需要做出改变。我们需要开始公平地支付女性和有色人种的工资。我们需要开始把他们视为高管层的平等伙伴。我们需要消除绩效评估中的偏见，公平地分配晋升机会。我们需要根据客观标准，而不是非正式的关系，来提供晋升机会。换句话说，我们需要拥抱利益相关者理念。

私营部门所创造的价值为19万亿美元，超过政府的4倍，超过私人慈善事业的40倍。因此，作为一个企业创始人和首席执行官，我首先呼吁其他企业领导者为实现公平采取具体行动。正如消费者、员工和投资者所呼吁的那样，制定了致力于利益相关者理念的“服务条款”并不等于实现了它们。

以下是对首席执行官和企业领导者的三条建议，以落实利益相关者概念，释放女性的全部经济潜力。

1. 优先考虑长期价值创造

与普遍的看法相反，仅关注股东价值最大化并不会带来长期的最大化回报。我们的经济比这更复杂。虽然季度收益报告很重要，但我们必须学会将注意力从短期收益转向长期价值创造。这就意味着接受支持或保护利益相关者的财政措施和监管措施。

一个例子是扩大对儿童保育基础设施的投资。这样的投资不仅有助于我们的经济恢复每年因儿童保育不足而损失的570亿美元的收入和生产力，还将提高美国受教育程度最高的群体——女性——的劳动参与度。这使我们更接近于在劳动力市场上释放价值7,890亿美元的交叉性别平等机会。

其他例子包括支持为薪酬公平立法（这将有助于我们的经济利用5,120亿美元的机会，实现所有性别和种族的薪酬平等），以及提高最低工资，使我们的工作者摆脱贫困。

否定政府在价值创造中的作用将与企业的初衷背道而驰。毕竟，如果不是政府确立的有限责任概念，公司又从何而来呢？

2. 每年跟踪、测量并共享多样性报告——即使联邦、州或地方法律不要求这样做

衡量重要的事情：如果我们说我们关心所有利益相关者的多样性、公平性和包容性（DEI），那么我们需要衡量它。尽管有78％的首席执行官将性别平等列为重中之重，但只有22％的员工会定期看到衡量和共享的数据。现在我们不能再害怕测量DEI数据了，而是要开始真正看清楚它的重要性——它是指导我们前进的路线图。在努力实现利益相关者理念的过程中，有了正确的数据，我们将能够知道哪些措施有效、哪些无效。公共政策必须在设定关于多样性和薪酬平等报告的透明度标准方面发挥作用，但是我们不应该等着政府要求我们积极做出改变的时候才去行动。

3. 敦促决策者实行性别预算

大企业目前在游说方面的支出超过公共利益团体（包括工会），比例为34:1。企业可以利用他们在华盛顿特区的经验，敦促决策者支持性别预算，而不是为放松监管和削减税收进行游说。性别预算虽然不是一个新想法，但却是我们为全民利益而振兴经济的最有力的公共政策工具之一。然而，不幸的是，我们并没有使用它。《冠状病毒援助、救济和经济安全法案》（CARES）是美国历史上最大的单一经济救助方案，其中部署的2.3万亿美元的措施中却没有一个采用性别视角。这导致了政府资源配置的不公平，且降低了其效力。作为企业领导者，我们应该首先找到低效之处并消除它们。

从五十年前诞生以来，米尔顿·弗里德曼所提出的股东理念导致了中产阶级的衰落。现在，随着新冠肺炎揭露了深层日益恶化的无数不平等现象，我们开始意识到股东主义的翟小兴。是时候将利益相关者理念从新闻稿中搬到现实里了。这样，我们就能打破阻碍我们中的一半人——女性——充分参与经济的壁垒。中产阶级的复兴，我们拭目以待。

本文作者：

Katica Roy, 首席执行官兼创始人，Pipeline Equity

本文原载于世界经济论坛Agenda博客，转载请注明来源并附上原文链接。

翻译：张丽莉

编辑：王思雨